在人与自然、家庭、民族三个方面的问题上，中国和西方民族的要求、态度、认识、行动明显不同，这是中西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同时这些差异不是分散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则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别和对抗。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是这个民族不同阶级的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等问题处理方式的总和，那么，这些处理方式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该民族的共同心理习惯。共同心理习惯一方面是共同的要求、理想、愿望；另一方面是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观念。共同的要求就是它的价值观念，共同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共同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可以总称为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是一个包括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综合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西民族文化的基本差异是文化模式的差异，这个基本差异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也就是《中庸》中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或“执两用中”；西方文化比较重视分别与对抗，即两极分立。
和“执两用中”的文化模式相对应，中国传统哲学的首要特点就是主张把差异和矛盾当作统一体的固有内容来认识，同时又主张把统一与和谐当作差异和矛盾的本来根据来把握。这种思维方式的本体论根据，就是认为在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中，同一性更为根本，而对立与差异乃是包含在统一与和谐之中的。两(对立)是一(统一)的固有内容，一是两的本来根据。这种把同一性看得更为根本的本体论，使中国传统哲学产生发展了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在不同的哲学家中有不同的名目。如老子叫它为“观复”，庄子叫它作“以明”，《周易大传》谓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都强调一种用对立面的转化和统一的原理来把握对立面的方法。昼夜既是最明显的对立现象，也是最明显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现象。北宋张载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观察认识事物，要明白它的统一和谐是由对立差异构成的，其中的对立面又必然经过矛盾斗争最终和解。
种执两用中的文化模式，使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政治、艺术等都特别强调和谐互补。其中和谐观念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构成。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都强调并追求和谐，儒家以“礼之用，和为贵”、道家以“相忘于江湖”顺应自然、佛家以“无念”来达到人与人、人自我身心的和谐。
执两用中的文化模式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是“天人合一”观念。这种观念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和谐整体，人是和谐自然的一部分，强调世界与人不可须臾分离，重视人，重视人生，也就不可能产生彼岸意识，而宗教的根本要义就是彼岸意识，无彼岸意识，因而也缺乏宗教意识。当然，“天人合一”观念，承认人与自然的对立，但认为和谐统一是更为根本的，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可能作为认识主体站在世界之外研究世界，所以中国轻理论研究，自然科学不发达，而重直觉感悟，审美创造性发达。
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人与家的关系上便是“家族本位”。缺乏彼岸意识的中国人，看重现世生活，家庭亲朋父君对他是最重要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冲突对立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又是根本，冲突只是特殊状态。当个人之间有冲突时，既不能偏于父，也不能偏于子，而应该以家族为重，家庭成员都要“卑己尊人”，以调节个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人，重要的不是研究自然，献身科学，造福人类，而是“如何做人”，成为忠臣、孝子、慈父。这就需要道德修养。为了追求强调和谐，不主张争取个人的权利。为了家族利益牺牲个人权利，这是自愿的，是伦理社会嘉赏的。国是扩大了的家，为官的要视民如子，而不是制定法律。因而中国道德意识强，法律意识弱；帝王专制时间长，民主政治建设十分缓慢。
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体现在民族政策上便是“协和万邦”。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并非民族之间真的没有冲突对立，而是中国人认为矛盾是必要的，和谐是普遍的根本的，矛盾是向和谐转化的必要过程和特殊形态。所以有冲突要面对，并积极主动地促进它向和谐转化。历代王朝一方面抵制侵犯，另一方面“怀柔”、“抚和”，显得懦弱，原因正在于此。“协和万邦”使中国最终成了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从未中断过的大国。
当然，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也使中国艺术追求淡远典雅。儒家认为中和是最高境界，道家则推崇淡泊。情感抒发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罪恶与灾难的感悟认识不如希伯来人深切；对美、善、光明的追求不如欧洲人顽强执著。所以中国文学悲情不深，寂寞感不强，悲剧常以“大团圆”结局，诗歌乐章很少能突破平衡、悲喜双用的格局。
西方文化模式是两极分立，即在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中，认为对立性更为根本。虽然承认对立与差异包含在统一中，但认为统一是特殊状态，对立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西方古代哲学家比较注重分别和对抗。西方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认为统一是由斗争产生出来的。他特别强调对立和斗争的意义。他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赫拉克利特也赞美和谐，并且认为和谐是由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两极分立的思想方式使柏拉图提出“理念说”，认为世界是两个，一为理念世界，一为感性世界，而且他所说的这两个世界都是人以外的外部世界，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把人和世界对立起来了。
中世纪哲学强调天和人的对立，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精神方面与自然方面的对立，宗教生活与尘世生活的对立。认为人的精神、灵魂在天国中、在宗教生活中，与神合一，是人应追求的；反之，人的肉体和自然方面在尘世生活中，与神处于对立的地位，是人应该摈弃的。在天人关系中，强调天人对立。神(天)的统治不仅把尘世、自然、肉体看作应该被克服的障碍，而且也窒息了人的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神人两极分立，人成为神的奴隶。
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自觉意识觉醒，主体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的思想从空幻的彼岸世界回到了现实的此岸，从清静的僧院走到了纷扰的尘世，并主动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追求科学技术进步。人与现实世界的两极分立代替了神人两极分立。
启蒙主义运动时期，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出现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现实世界成了人类认识把握的对象和客体，人转而来征服自然界。人们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数学的演绎法研究世界，发现世界是由因果必然性支配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者明确主张，经验的唯一来源是感觉，思维不过是物质的属性。他们用因果必然性解释一切，把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认为“人也不过是一架机器”。到19世纪上半叶，科学已影响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的精神和主体性被自然界的因果必然性所支配。可见，近代西方哲学文化强调人和现实世界的对立。发展了科学，征服了自然，人反而为科学所束缚，成为机器的奴隶。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现代西方文化，又开始强调个性价值，反对统一性，主张多样性，这是对以前偏于一端的纠正，又有陷入个性至上偏颇的危险。
两极分立的思维模式，使西方传统强调天人二分，人作为认识的主体站在世界之外研究世界，研究客体，探寻自然界的奥秘，所以重认识、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只是到了现代，尼采、伏尔泰、海德格尔等人才反对把人生的研究屈从于自然科学研究，而把人生的研究提到首位。同时，两极分立模式很容易导致两个世界的观念，即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分离。西方宗教上的上帝和哲学上的超感性本体世界都是这种思维方式把世界分裂为二的产物。两极分立既可促进科学认识，又可产生宗教信仰，这就是西方传统既重科学又重宗教的根源。
两极分立的思维模式表现在家庭关系上是个人本位，强调个人的需要，保障个人的权利，依靠的不是道德修养，而是法律规范。法律保护个人的财产权、选举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西方民族要么靠上帝约束人们的行为，要么靠法律制约人们的行为。同样，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西方文化强调两极分立，夸大民族差异，采用激烈的解决办法，通常由种族歧视发展为种族压迫，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民族之间正常的文化交流。
大体说来，中国文化模式是执两用中，西方文化模式是两极分立。中国的执两用中给中国人带来了人与物、人与自然交融和谐的境界，但也由于缺乏两极分立思想和人的主体性而产生了科学和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弊端，尤其是儒家传统把封建“天理”的整体性和不变性同天人合一说结合在一起，压抑了人欲和个性。两极分立促进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发展，但民主与科学还不等于自由，即不等于心灵上的自由境界，物质发达的国家人往往成了物的奴隶。两极对立所给我们的是无穷进展、执著追求的精神；执两用中所体现的量度、平衡与和谐，给我们的是高远的境界、心灵的自由。理想的人格应该是二者的结合，即中西文化的融合，人的自由境界应超越两极，或超出人对世界万物的主客、阴阳两分态度，达到高度文明下的物我交融。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将是中西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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