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民国范儿”成了一个时髦的词汇，其中最瞩目的要属名流人士齐聚一堂的民国文坛。文人相交，有惺惺相惜，自然也少不了反目成仇。鲁迅和林语堂，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一个是最具有国际声誉的东方作家，就曾掀起过一场血雨腥风的骂战。
在“对骂”之前，年龄相差14岁的两人还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1923年夏，林语堂从欧洲留学归来，由胡适引荐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此时的北大教授已分为两派，一派以周氏兄弟为首，一派以胡适为代表。林语堂与胡适私交甚好，却出人意料地加入《语丝》，站到鲁迅旗下。
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1
南云楼风波
好友反目，导火索是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80多年前那个夏末的夜晚，在南云楼发生了什么？
根据鲁迅日记中的回忆，当天的情形是：“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在林语堂日记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作为调停者的郁达夫更加公允地记录下了事件的始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晚，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
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才达成一致。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位青年作家。张友松想办个书店，为此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为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造成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替鲁迅说话，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
显然，鲁迅这时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说：“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气氛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
此番风波之后，林语堂与鲁迅便正式决裂了。决裂的真正原因，当然不仅仅是一场误会那么简单，说到底，还是两人对文学功能看法上的根本性差异，即“党见不同”。
鲁迅作为左翼作家的代表，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是“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民族英雄”。就在“南云楼风波”四年后的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矛头直指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称之为“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在鲁迅眼中，当时中国需要的“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2
“快乐无罪”
鲁迅对林语堂文字没那么强现实感的批评，林语堂是大抵认可的。在他看来，文学除了为作者自己服务以外，没有其它服务的对象。他更愿意站在高于现实处，以自由主义精神写“热心冷眼看人间”的智慧文章。
林语堂爱拿晚明袁宏道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为写作的原则，“独抒性灵”指文学的功能只在抒发作者的情性、哀乐或癖好，至于是否有益世道人心，能否劝世救国，都与文学不相干。
但鲁迅有一个批评林语堂是绝不会同意的，即“林的小品都是无聊的玩意儿”。在《一夕话》中，林语堂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1932年9月，一本名为《论语》的杂志正式出版，在林语堂、陶亢德和邵洵美的引介下，战火硝烟里的中国文坛打开大门，迎接从西方翩然而来的“humor”。
《论语》创刊号中，连自家人都被调侃了一把：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便好商量；三个中国人，不能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九一八之后，中国到了存亡的关头，文坛也是一片风声鹤唳。这时候提倡享乐主义，林语堂想得很清楚：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
在《有不为斋丛书序》中，林语堂略带愤懑地表明了态度：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在“以文字为利器”的时代，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侵凌，礼教的束缚，继而要同胞们奋发，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林语堂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局外人。但意外的是，在西方世界中，林语堂收获了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在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林语堂赴美国讲演的盛况曾被当地报纸记录下来。林携妻女刚到夏威夷，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二十多人，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甫一露面，欢迎者蜂拥上来，给他们献上鲜花编成的花环。林氏夫妇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睁不开眼。
难怪连一向清高的张爱玲都表达过对林语堂的“妒忌”，她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
赛珍珠是促成林语堂进入西方市场的幕后推手。她认为当西方人在叙述中国的时候，不是太包庇中国，就是太苛责中国人了。能够跳出这两种态度、持平而宏观地来看中国，并且有很好英文能力的人，非林语堂莫属。
1934年，林语堂开始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第二年由赛珍珠的出版公司在美国发行，9月出版，到年底时已再版了7次，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其后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吾国与吾民》从写中国人的性格到写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告诉了西方一个他们只能望其项背的世界——古代中国无以伦比的审美能力。
普遍认为，这本书让西方人知道了何谓“中国文明”。没有林语堂，之后的整个西方东亚研究便不会如此精准且快速地找到文化脉络和囊括泛亚洲的儒法人格，而只擅长政治经济情报来入口。后来的几位汉学家论著，看似从历史事件中洞悉了中国人心理，实则还是逃不掉林语堂提供的那些分析判断。
3
把乱世活成盛世
林语堂也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追求的闲适生活。
他的女儿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记述，在上海，林语堂和一群留学归国精英交往，有“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的吴经熊，风流才子邵洵美，这些人搞了一个“星期一晚间俱乐部”，围炉聊天，太太们在一边交流舞蹈和美容。
吴经熊（左），邵洵美（右）
看他交往的这些人，已经知道他不会再写激烈的文章。邵洵美他们是出了名的有贵族气质，对财富，对仕途，都没有野心。也是在这个时期，林语堂脱下笔挺的西装，穿起了长袍马褂。
林语堂除了写作读书以外，还有许多癖好。吸烟便是其中最大一宗。在《论语》中，他就大力颂扬过吸烟，尤其是对他所佩服的清朝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的那支特大的烟管，是不会忘记提及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便是出自他的“专利”。
后来林语堂试图戒烟，还专门写过一篇《我的戒烟》讲述他的戒烟经历。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 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此次的教训，我已十分明白，无端戒烟断绝我们灵魂的清福，这是一件亏负自己而无益于人的不道德行为。”
把戒烟失败都能说得理直气壮，林语堂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人。李敖在探访林语堂阳明山故居时曾下此结论：“林语堂是一个有人性的知识分子的好样板。 ”因为相较鲁迅的横眉冷对和暴戾，林是一个通情达理、自然的人。
阳明山的别墅，正是林语堂度过生命最后10年的地方。庭院由他亲自设计，以中国四合院的架构模式，结合西班牙式的设计取向，?院子里种了竹子、养了金鱼，书斋仍然沿用“有不为斋”。他去世后就葬在后院，墓碑是好友钱穆所题。从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再到中年后辗转法国、美国、新加坡，林语堂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中国。在《来台后24快事》中，他多少解释了原因：?
“初回家，居在山上，听到隔壁的妇女用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听不懂，我却听得懂，无以快哉。在电影院，坐下，听到隔壁的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无以快哉。”
林语堂在台湾阳明山的故居
在今天，人们开始重新发现林语堂，正是因为他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浪漫而理想的生活方式。现在提倡的“乐活”“慢活”的生活理念，其实在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中就能找到根据。台湾学者林明昌这样评价林语堂在当代的影响力：
“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长期的价值是，让大家去轻松面对现实的压力，一个人不可能长期紧张。最大意义还在未来，它会绵延30年，50年，70年以致更长。”
就像林语堂说的：“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文 / 吴呈杰
编辑 / 大 桃
一个编辑
在价值观上，一直很是崇尚林语堂的浪漫与闲适。
这也是我坚持在做节气专题的理由和支柱，大多数的生活里，琐事太多，悠闲和浪漫太少。总得有些什么人提醒着你，适时脱身，晒晒太阳。
磕磕绊绊地行走人世，你要常常记得，“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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