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后，一批大陆知识分子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他们过得如何？
于右任：“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他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这是一个意外，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史的元老级人物这时的生活，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枝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梁实秋：“但悲不见九州同” 乃此生憾事
1974年4月 30日上午，美国西雅图，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梁夫人。梁夫人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梁夫人似乎已有所预感，叮嘱梁实秋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梁夫人已不治。梁文蔷回忆说，永远忘不了那一刻，梁实秋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在梁实秋71岁的时候，夫妇俩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与女儿梁文蔷一起准备定居美国。一场意外突然攫去了夫人的生命。悲伤不已的他，写下了感人的《槐园梦忆》。
台湾远东出版社老板是梁实秋的挚友，以校对该书清样为名，邀请梁实秋到台北散散心。他在台北偶遇比他小28岁的歌星韩菁清，竟然陷入热恋。那些正沉浸于《槐园梦忆》的泪水中的读者得知梁实秋的黄昏之恋，顿时掀起“新闻风暴”。他的学生们甚至组织“护师团”，坚决反对老师的这一婚恋。然而，梁实秋和韩菁清的忘年之恋，着实经受了13个春秋。
1986年，梁文蔷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梁实秋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小女儿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梁文蔷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
那一次离家，女儿充满了不祥之感。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梁实秋窒息了，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他真的死了。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延续到他的心跳停止，他留下的最后绝笔是:“我还需更多的氧。”谁能想到他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呼喊。
晚年的梁实秋曾说过他此生的遗事，其中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他死前也有同感。他留下遗嘱，要“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想是要望乡的。夫人韩菁清将墓址选在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他的墓是“墓而不坟”，没有了隆起的坟茔。然而，据知情人说，梁的遗骨现在已不在台湾了，被迁至美国西雅图。那里安葬着梁实秋的结发之妻程季淑。他的小女儿梁文蔷把这里的“槐园”墓地改建成了一座父母的合葬冢。
朱家骅：复兴了“中央研究院”却成了牺牲品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朱家骅名列第20名。1949年12月7日，开完会后朱家骅从成都专机飞往台北，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上空，遭遇寒流，飞机两翼结了厚冰，下坠700尺，不能继续往前飞了，只好返回成都。翌日再飞，从此迁台。9日，朱家骅前往“总统府”与“行政院”开始在台北介寿馆办公。
其实，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他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
朱家骅为中研院到处奔波，担负起筹措经费、找寻院址、购地建屋、规划学科、创办刊物等起死回生的重任。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1954年在台北南港“中研院”重建成功，后来又陆续重建植物、化学、动物三研究所，还在1955年2月亲自增设近代史、民族学两研究所。
1957年4月2日，他在台主持第二届院士会议，第二日主持第三届评议会首次会议，中研院在台逐渐复兴。此后不到半年，8月20日说是因病递交辞呈，10月辞去中研院长，1958年1月11日移交院务于美国归来的胡适。据史语所老人石璋如回忆：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将官场上的把戏玩得炉火纯情的蒋介石就这样把事给办了，人不知鬼不觉，朱家骅成为了这一出“政治酬庸”闹剧的牺牲品。
他晚景凄寂，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他出无车，食无鱼。他一向清廉不蓄财，再次吐血病倒时，窘困的竟连住院动手术的钱也一时无措，最后多半由友好旧属捐赠才得过关。1963年1月3日，在台北心脏病寿终寓邸，5月15日安葬于阳明山。
吴十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