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su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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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ai 06-03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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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历史学考研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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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移民不分先后,从清朝乾隆年间,几乎是同时开展。闯关东是以山东和直隶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走西口是以中原人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下南洋是以广东和福建人为主,目的地是东南亚一带。

  这堪称中国历史上3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其中尤以“闯关东”所历经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从清朝初年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0余年间,先后有3000多万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离乡背井,相继踏上关东大地,是一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历史。

  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虽然清末民初部分铁路段开通,从山东可以直接乘火车到沈阳,但由于车票价格昂贵,很多人望而却步,大部分百姓还是携妇将雏徒步跋涉。

  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混沌的一年

  那年的3月19日,延续了276年的大明王朝,在先后经历了17位朱姓皇帝后,气数终已显尽。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京城,李自成登基做了皇帝,国号“大顺”。而勤勤恳恳为大明王朝“工作”了十几年的崇祯帝在万寿山皇亭下自缢,享年37岁。

  然而,李自成刚当了41天皇帝,就被清王朝大将军多尔衮撵出皇宫,随即将自家主子顺治推上帝王宝座。那一天,是6月5日。

  1644年刚过了一半,中国就接连换了三个皇帝,这对百姓来说很难接受。但他们当时恐怕没有想到,这半年的风云突变将给他们今后数百年间的生活乃至生存带来更多的麻烦。

  自6月5日向前追溯23天,十万清军从盛京(沈阳)出征,随军人员非常多。因为,此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了“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管理体制,这个体制使清军入关带了大批兵丁、家眷和奴仆,所谓“从龙入关”。在这支南迁的队伍中,也包括了新编入八旗的黑龙江区域土著居民。

  1644年9月,清军入关已经数月,年初时肆虐的鼠疫有所缓解,可是,关内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苦。正在无数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统治者一回身儿想起了留守在东北的满洲族众的生计。

  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清廷屡次颁令给地方官吏,令其“招徕流民,不论籍别,使开垦荒地,用准为业”。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更颁发了《辽东流民开垦例》。规定垦户可以“免交三年钱粮,缺乏牛种者,由官府贷给”,还颁布了“移民授官”的具体措施,以此鼓励向东北移民。在如此优厚待遇的吸引下,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成群结伙出关觅食”。

  1644年后的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清廷派往东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的“流民”,成为第一批“闯关东”的人。相比后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关东尚不需要“硬闯”。一时间,大量流民如太湖蓝藻般涌向关东地区。

  ▌较量:政府“禁”百姓“闯”

  自1653年清廷颁发“开垦例”,朝廷就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关外盛产人参,这宝贝是旗民生计所系,可是,越来越多的流民入山偷采,屡禁不止。

  关外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正是种地的好场所,渐渐地,皇家猎场成了流民田地。关外是“龙兴之地”,保护满族的固有风俗对清政府来说是重中之重,然而,大量汉民“入侵”,似要抹平“龙族”血脉。

  从顺治十一年(1654年)起,清廷开始修建名谓“柳条边”的篱笆墙,禁止百姓越过篱笆打猎、采参和恣意耕种,“边外”被划为禁区。“柳条边”南起今辽宁省凤城,经新宾转而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理论上来讲,是不准关内汉民越雷池一步的。

  但此时清廷管理并不严格,再加上一个篱笆墙实在挡不住人民求生的欲望,所以对闯关者实际上是一种半紧半放的状态。直到1668年,康熙帝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实行了24年的清政府鼓励向东北移民的政策被取消了。关内百姓再想入关东,只有一个办法:闯!

  1668年至1860年间,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康熙至咸丰朝近200年的历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出诸多的严刑酷律,始终不渝地奉行着封禁东北的政策。为了严禁汉族移民出关,清廷在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皆设有官卡,严行稽查。“如有展越偷渡之情弊,除该地方官从严惩处外,必将失查将军、副都统一并严行惩处。”此外,随着封禁政策的实施,在原来“老边”的基础上,又修筑了由威远堡至法哈特(今吉林市北法特)的“新边”。在整个“柳条边”上设边门21处,每门常驻官兵数十人,严禁汉族移民进入封禁地。“但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在天灾人祸的交相侵逼下,为求生存仍是千方百计地冒死‘闯关东’”。

  ▌“闯民”:寻找新的土地

  山东连年灾荒,官家照样逼粮逼捐。百姓没有生路,有儿的卖儿,有女的卖女,没儿没女的卖头上的青丝。老人没指望,只好悬梁上吊、投河自尽。大王庄的小伙子赵平,不甘心等在家里挨饿,预备要“闯关东”,他爹赵大爷叹了口气:“不是爹不愿找条活路,是关东山太难闯了!”儿子不服气:“别人能去,咱也能去!”赵大爷一想,待在家里实在没有活路,爷俩收拾收拾就走了。

  这是民间一个叫做《接骨参》的典型故事。在闯关东的关里人中,以山东人为最多,占闯关东总人数的80%。另有一部分是河北、山西、河南等各地百姓。为何山东人占了如此大比重?中国传统思想是“重农抑商”,而作为全国农业发展中心的山东首当其冲能够如此大批量地移民,原因几乎只有一个:活不下去了。

  “闯关东”有两条路可走:浮海与陆行。胶东半岛特别是今烟台、威海一带的百姓“闯关东”多浮海北上;鲁西地区的民人多取陆路。“闯关东”路上的艰辛难以用言语形容,很多人风餐露宿,一路乞讨。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并时有生命之虞,但是百姓在生计的逼迫下,其“闯关东”移民潮仍无法阻挡。

  另一路更多的移民则从陆路至双城堡至呼兰,并以此为据点沿旧官道北上,进入今绥化、海伦、青冈、拜泉一带,也有些移民进入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等东部地区。

  移民进入黑龙江区域后,因其“偷渡”性质,既没有土地开垦权也没有居住权,只能荒山僻野偷垦地亩,并时时遭受到驻防八旗官兵的追缴、围捕、驱逐,其境遇亦相当悲惨。

  ▌寻地之外的两种“生态”

  在浮海与路行前往关东地区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去垦荒种田,但其中也涌现出了两种“典型人物”:放山人和淘金者。

  “放山”,即挖人参———俗名“棒槌”。传说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在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老把头》中,孙良和张禄是一对好朋友,两人给地主扛活,一年到头,累断了脊梁骨,可还是缺吃少穿,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两人听说长白山上有人参,但那里几百里没人烟,狼虫虎豹,漫山遍野……很多人进了山,不但没挖到人参,还把命掉进了老虎嘴里。兄弟俩为了活命,顾不得危险去了长白山。春去秋来,两人居然真的挖到了不少人参,约定再挖三天就回关里老家。谁知,就在这时二人失散,孙良在深山老林里走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兄弟。最后在大石头上划了一首诗,划完,吐了几口血,就累死了。

  实际上,孙良不见得是第一个放山人,他被放山人尊奉为“老把头”,是因为他对兄弟张禄的信义。这种信义是放山人所必需的。

  淘金人俗称“金帮”,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他最先整顿了采金秩序,设立了一整套统治机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韩宪宗家的势力愈加强大,1894年,他被清廷招募,率部参加对日作战。在辽阳保卫战和海城战役中,韩宪宗的孙子韩登举带领的“敌忾军”英勇顽强、浴血杀敌,和一触即溃的官军形成鲜明对照。

  ▌开禁放垦与清廷的解散

  1840年,世界似乎分裂成了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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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日,英国,著名诗人、小说家哈代出生;11月14日,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出生。同年6月28日,中国,鸦片战争爆发。

  在土地兼并、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双重打击下,脆弱而又残破的农村经济已使农民“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日给之外,已无余粮”。连年的天灾人祸,使关内北方诸省农村经济残破日益严重,成百上千万的破产农民离乡逃荒。

  除“闯关东”外,再无出路。清廷的封禁政策犹如一扇锈死的门,仍处于封禁状态下的黑龙江区域地方官吏屡屡上奏朝廷,充分地论述了开禁放垦的利与弊,清廷统治者业经权衡后更多的也是出于无奈,终于在咸丰十年(1861年)钦准了黑龙江区域部分地方开禁放垦。

  由于此次开禁是清廷允许的放垦,加之地价十分便宜,大约是每垧上等荒地仅交荒价银3元、二等荒地2元、三等荒地1元,以致关内北方诸省的穷苦百姓蜂攒蚁聚般地涌入放垦地方。

  时至今日,研究东北移民史的专家基本有这样一个共识:自1861年开禁放垦,至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史上最大批的关内移民呼亲唤友争相迁入黑龙江区域,使土地开发进入高潮,也使黑龙江地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文明的转型得以启动。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关东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清末,沙俄侵略满洲,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 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因此,现在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河下游地区)的。

  回顾整段历史,“闯关东”对于华北和东北地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上,大批移民的纷至沓来,传播了华北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发了东北地区,极大地增加了可耕地面积,使得东北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基地。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移民潮,也为东北新兴的产业提供了充实的劳动力,繁荣了东北的商品经济,并进而推动了城市的近代化。在民族关系上,大批移民促进了内地汉族与东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汉语逐渐成为东北各民族普遍接受的通用语,中国的语言版图也因此得以重绘,这有利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在军事国防上,大批移民的进入,加强了作为边疆的东北与华北内地的联系,这对于巩固东北边疆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一种被称为是“闯关东”的精神被后人赋予了“有意识”的提炼。这就是———敢于和磨难抗争,无畏于牺牲生命;敢于和命运抗争,无畏于任何阻力;敢于和自身种种不良品性抗争,无畏于任何陈规陋俗的束缚。3000万移民向陌生的地方“闯”,向艰险的地方“闯”,向有希望的地方“闯”。他们在“闯”中探索,在“闯”中成熟,在“闯”中成长,在“闯”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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