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qiaoqingyi

洛丽塔文学艺术(洛丽塔作家)

qiaoqingyi 04-23 100

  

  《卡罗尔》改写了同性恋文学史

  文|黄昱宁

  原刊于|澎湃新闻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如果看到她的《卡罗尔》被拍成电影,电影里又有尺度不算太小的床戏,多半会尖叫起来。这是海史密斯著名的怪癖:尽管私生活向来放荡,她的小说里却很少出现性描写(哪怕是含蓄的也很少),对大银幕上出现的色情戏码更是抗拒了一辈子,以至于1978年出任柏林电影节评委(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电影节评委)时,别人都把她当成了怪物。色情镜头一出现,海史密斯便蒙上眼睛,听到乒乒乓乓的声音再睁开——在影像世界里,还是暴力更合她的胃口。

  但也就是这位海史密斯小姐,早在以《天才雷普利》改写犯罪小说史之前,就以《卡罗尔》改写了同性恋文学史。只不过,当年正式发表时,标题从“卡罗尔”改成了“盐的代价”(所以这次电影改编也算是回归初心之举),作者也隐去原名,以笔名示人。

  

  1952年海史密斯以克莱尔·摩根之名发表了小说

  

  大家可以关注下各个时期版本上作者名字的变化

  直到将近四十年后,海史密斯才在这部已经被定义为“文学史上第一部女同小说”的作品上署回真名,并且写了一篇短文交代写作源起。她说自己确实在百货店当过售货小姐,在那里也确实邂逅了卡罗尔的原型,但小说中后来发生的故事,基本上是海史密斯在特殊状态中的臆想:

  “这个故事好像凭空从我笔下流泻而出:开头,中间,结尾。我大概只花了两小时,或许更短。隔天早上的感觉更加奇怪,而且我发烧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遭遇也成了一本书的种子:发烧会刺激想象力。”

  这场富有戏剧性的发烧究竟有几成真?鉴于海史密斯一生都在用真真假假的笔记给研究者制造麻烦,她本人的叙述也许做不得准。回到文本,以我们现在的目光打量,当年海史密斯小心翼翼突破禁忌的语境如今不复存在。在一个同性恋成为政治正确要素的时代,《卡罗尔》的主题失去了先锋意义,完全无法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文体则更像是一个半遮半掩的童话,一首朦胧羞涩的幻想曲。电影除了添加床戏之外,其他拿捏得大体不错,画风契合时代审美,两位女主角在饭店里随便摆个姿势就是一组爱德华·霍珀的水彩画,势能大于动能的那种。

  

  企鹅版封面直接模仿了爱德华·霍珀代表作的场景

  在还原氛围、唤起代入感方面,影像毕竟比文字有天然优势,你在小说里不易体察的环境压力到影像中就非常直观。压力中的微微震颤,以及这种颤动在心理层面上引起的共振,在电影里处理得自然如流水。小说里大段大段的情书被削减,但那些好看的句子:

  “我觉得我爱上你了,也觉得现在应该是春天了。我希望阳光照在我头上,像音乐一样跳动。我觉得像贝多芬的太阳,像德彪西的风,像斯特拉文斯基的鸟鸣,可是一切的节奏都是我自己的。”

  你分明能在镜头与镜头的组接、演员与演员的眼神交流中清晰捕捉,这里的变形是可以为改编加分的。

  有没有减分项?也有,不过这基本上属于小说到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必然损耗。卡罗尔和特芮斯之间的关系远比性复杂。她们在年龄、地位、经济上的差异,使得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并非处于均势。落差产生张力,我们在小说的主体部分看到的就是这种张力的一系列副产品:试探、争吵、欺骗、计算、欲擒故纵、欲走还留、成长与训导、功利与真情、崇拜与猜忌,一锅乱炖,五味杂陈。

  这些复杂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东西,在电影里没有多少可以展开的空间。在小说里,特芮斯从卡罗尔的话语中辨认出“高雅的欧洲口音”,这一点成了她扔下男友与卡罗尔私奔的潜在原因——当然只是原因之一,因为这类细节在小说里俯拾皆是。熟悉海史密斯作品的读者,甚至能从其中看见雷普利和迪基的影子。

  

  上海译文版《天才雷普利》

  海史密斯对身份焦虑的体察,从来不逊于她对荷尔蒙的嗅觉。在《天才雷普利》里,家境贫寒的雷普利偷偷换上富二代迪基的衣服,便代入了另一种人生,这一段成为后来血案的关键铺垫。雷普利的逻辑是:让我穿上你的衣,让我学会在支票上签你的名,让我既是我也是你——为了让我自由地在这两种身份之间穿梭,我就要杀死你。

洛丽塔文学艺术(洛丽塔作家)

  当然,在此之前,迪基拒绝了雷普利的示爱,也堵死了这个故事转向另一条路径的可能。这条路在《卡罗尔》里以含蓄的方式打通,特芮斯几乎在每一页里都凝视着卡罗尔,揣摩她穿什么衣服听什么音乐,在意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对于她而言,异性恋与其说是与她的性向相悖,不如说是代表着禁锢她未来的枷锁,所以她“跟在理查德身后走,像悬荡着的附属品一样”。一旦遇上高雅成熟的卡罗尔,特芮斯顿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她渴望自己像一团新鲜的软蜡,飞快地嵌进卡罗尔的模具里。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有位文学教授并没有从同性恋的角度分析《卡罗尔》,而是一口咬定纳博科夫在写《洛丽塔》之前深受《卡罗尔》的影响,因为亨伯特和洛丽塔也有相似的年龄差距,也有突破禁忌的性爱,也在书中携手在公路上亡命天涯。如果这种多少有点生硬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也许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女性主义公路片《末路狂花》受到的影响更大。当塞尔玛和露易丝牵着手、驾着车,相视一笑,像一道彩虹般跨越山谷时,她们是不是在完成一代又一代特芮斯与卡罗尔未竟的梦想?

  文|黄昱宁

  原刊于|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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