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亲密无间的友谊
鲁迅与林语堂是因《语丝》相识并结下友谊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主编是孙伏园和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章川岛等人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其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同时兼授北大课程。《语丝》侧重发表文艺类作品，包括杂文、小品、随笔等各类文体，文风活泼辛辣，自成一派。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与同在该校任教的鲁迅来往更加密切，两人的友谊也更加炽烈。三一八惨案后，林语堂遭段祺瑞政府通缉。5月，林语堂应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邀请，前往厦大，担任校文科部主任兼国学研究院总秘书。
林语堂安全了，可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挚友鲁迅还留在北平，处境很不安全，因为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也在段祺瑞政府公布的第二批通缉名单中。于是，林语堂向林文庆举荐鲁迅。1926年9月4日，鲁迅抵达厦门，当晚入住厦门大学。
林语堂
鲁迅在厦大与林文庆关系紧张，关于国学研究院的经费问题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文庆认为自己有发言权，鲁迅为此拍了桌子。当时厦大理科部主任是从密歇根大学留学回来的化学博士刘树杞，此人心胸狭隘，对国学研究院一直采取排挤态度，恰好他又掌管学校财权，，频频刁难鲁迅，以致鲁迅被迫几次搬家，一度甚至住进厦大某楼的地下室。刘树杞以节电为由，让人把鲁迅屋内的两个灯泡强行拧走一个。
在与校方关系交恶后，鲁迅曾想甩手走人，但是最后还是没走。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林语堂本名）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对于鲁迅当时的处境，林语堂曾有这样的描述：“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
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
鲁迅
2、两种文学道路的分歧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文学并无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是少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带着相当享乐主义的色彩，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说“[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林语堂何尝不知国难深重，他之所以在此时写打油，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在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说：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论语》
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林语堂所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着低诉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则缺“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和内容。全文的总结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1935年，《宇宙风》首刊，林语堂在《且说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与鲁迅的针锋相对的文学主张：
“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
3、火烧蚊帐与南云楼风波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
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鲁迅、林语堂等民权保障同盟成员
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据说二人互骂“畜生”。
1935年，林语堂全家赴美，从此与鲁迅再没见面。1936年10月19日清晨，文坛巨匠、中国进步知识青年的精神领袖鲁迅在上海因肺结核病去世，终年55岁。
一个月后，林语堂在纽约写下《悼鲁迅》一文，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自己与鲁迅的过去时，有这样一段话：“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