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谷融先生（上）
钱谷融先生与学生在一起
治学之道（上）
读《闲斋书简》，印象最为深刻之点，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为文学之光所照亮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概念：钱谷融先生是一位“文学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所看重、关注的，是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本性上的一致性，他是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他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他的学术观：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他文学观的核心；那么，在他看来，“学术也是人学”，这也是他的治学之道的基点。由此而展开的，是四个方面的命题。
学术的功能：提高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
钱谷融先生在给美学家鲁枢元的一封通信里，慨然宣布：“我对一切企图使文学现象科学化的努力都持怀疑态度”。[77]
此话说在1989年，也正是方法热风靡学术界，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实际是“技术化”的倾向正在冒头的时候，钱谷融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质疑和挑战，这不能不说是超前的。
收信人鲁枢元后来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一文里，对此作出了一个解说与发挥：在他看来，这样的质疑和挑战，早在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所写的《论“文学是人学”》里就已经提出：“从这篇文章的总体倾向上看，作者对于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深表怀疑，对于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作工具的手段看待的工具理性尤为反感。也许是出自作者酷爱自然和自由的天性，使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表现出‘先天式’的反叛”。[78]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钱谷融先生对鲁枢元的这一阐释，作了如下回应：“这也可以说是对我的意见的正确概括，但概括就有了净化，有了提高。不过，我还是可以承认的”；但“进一步总结说：‘这就是说，作者在潜意识中已经表达出他对现代社会思维模式的反叛，在其出发点上已经站在了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我可能就顶多只有一种模糊的倾向，而并无明确的意识了”。那么，钱谷融先生基本上是认可了鲁枢元的分析的；而且，在回应里，钱先生还特意指出：“我是有些迷信的，因为有许多神秘的，未知的领域，我觉得科学和人类的理性，对之还是无能为力的”。[79]那么，钱谷融先生是始终保持了对宇宙生命，文学艺术，以致学术的某些神秘感的。他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怀疑也是根源于他自己对生命与艺术、学术的直觉、感悟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钱谷融先生对“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表示怀疑时，他就实际上向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以揭示“本质”，发现“规律”，总结“经验”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职责与追求，并且以发现了的本质、规律、经验来影响现实，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作用与功能的。在钱谷融先生看来，这都是以抽象的本质、规律遮蔽了文学、学术中的“人”、人的“心灵”，及其感性特征（感情，审美等等），是将文学、学术工具化，是根本违背了文学与学术的本性的。
钱谷融先生和他的后继者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文学与学术的“人学”本性：文学“是一门由人写人，同时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艺术”，“写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自己从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从而激励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80]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其最大功能，也应该是通过对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提升读者对“人”，人的“精神”的认识、体悟，并达到审美的境界。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其基本职责与功能，和文学艺术有着根本的一致：都“应该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境界”。[81]钱谷融先生或许并不否认文学史研究有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功能，但他显然认为这样的提升人的精神的功能是更为根本，是更接近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本性的。
其实，钱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的曹禺研究让我们感动与迷恋，以致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永远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引导我们去“探求变异复杂的人性”，“从灵魂的最深处，从内心最隐蔽的角落”去体察人，感悟人，探索人，“用诗的眼光看待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敏感，特殊的爱”去欣赏、品味语言的美------。[82]他的曹禺研究，不仅引导我们理解、欣赏曹禺的剧作，更是提升了我们对“人”，也包括“自己”的体认，领悟，提升了我们的审美眼光，情趣和能力，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这才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
学术研究也是人的生命现象
在前引鲁枢元文章里，他特别重视钱谷融先生在《艺术·人·真诚》里对歌德观点的一个发挥：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真正的大自然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因而把文学艺术现象也看作“生命现象”。[83]我理解，这也是钱谷融先生对学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体认，因此，他不但如前文所说，强调学术研究能够赋予研究者的生命以愉悦与意义，而且主张“治学做人，都全身心投入”，[84]“用至纯至真的心灵、乃至整个跃动着的生命”去做学术工作；[85]在写给学生的信中，更提出“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的要求。[86]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将自我的生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以及人物的创造者作家的生命，相互纠缠，融合，撞击，这才会有理解的同情，这是一个以赤子之心拥抱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需要全身心的，而且是充满感情的投入，而不能绝对冷静与客观——钱谷融先生就曾批评一位研究者“冷静，不动声色得过了头”。[87]而所谓“出乎其外”，就是在有了理解的同情以后，还要跳出来，正视作为历史当事人作家所不可能了解的后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审视，以达到更深入、深刻的理解，达到一种“理论的深度”，这自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也依然需要感性的渗透。[88]
钱谷融《艺术·人·真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可以看出，钱谷融先生非常重视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感性特点，在他看来，这是由文学的本性决定的。他曾和朋友专门讨论过文学中“思想和感情”的关系，指出“世上只有不带感情的思想，却没有不包含些微思想意识的感情。像我们过去那样奉‘思想’为神明，视感情为妖魔的做法，是荒谬而可笑的”，“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既有浓烈的感情，又有深刻的思想的”。[89]在钱谷融这里，这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的要求，如果研究的结果，只剩下“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常常或是被拔高的“思想”，或是被肢解的“思想”），而将“浓烈的感情”完全过滤，没有任何“文学味”，那就失去文学研究的本性了。钱谷融先生曾表示：“对文学作品，我最看重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感情的品味与其深度和浓度”。[90]这是他衡文的标准，他对文学研究大概也有这样的期待：学术研究也应该有“品味”，有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和浓度”，因为这背后不仅有人物、作者的生命，更有研究者活的生命，“人品”与“学品”是统一、胶合的。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是一种特别有意味的生命运动，其最有魅力之处，就在于它的“个性化”。因此，他一再表示：“我对集体编写始终持保留态度”，[91]并且告诫年轻的研究者，一定要写“个人专著”，“不要为‘教材’这个框框所束缚，不要企图写成一本严谨、规范的、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僵死的东西”。[92]这里包含有三个重要提醒。其一，文学研究，从来是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生命运动，是最不能“集体化”的。其二，学术研究应该讲究“严谨、规范”，这是一个基本要求，钱谷融先生就曾严厉批评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多揣测之辞，难以征信”，[93]并且告诫学生：“白纸黑字，不能马虎，一定不能出错”。[94]但如果把这样的基本要求绝对化，变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那就会导致谬误，反而遮蔽了学术研究的本性：“发现”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而且是个人的独立的发现，因此，“说自己的话”，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95]其三，个人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各方面都接受”的，“学术上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96]而且学术研究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也就是学术自由的意义所在。因此，如果以“各方面都可以接受”为追求，那就必然导致学术的僵化与平庸化，这背后同样是生命（学术的生命与学者的生命）的僵化与平庸化：这更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最能吸引研究者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最能够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的生命运动。因此，“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总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说过的意见，总得能结合新的经验，从新的角度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来”。[97]
这里，讲学术研究的个性化，创造性，其实也都是在强调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当然，这样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受着研究对象客体的制约的。因此，钱谷融先生也反对以主观的“先入之见”脱离对象任意发挥的“求之过深”。[98]
（待续）
注释：
[77]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8年10月8 日）》，89页，《闲斋书简》。
[78]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28页。
[79] 钱谷融：《致鲁枢元（2000年3月9日）》，123-124页，124页，《闲斋书简》。
[80]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27页。
[81]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2年8月12日）》，111页，《闲斋书简》。
[82] 参看曹树钧：《钱谷融先生对曹禺研究的独特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83]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34页，133页。
[84] 钱谷融：《致张景超（1997年5月8日）》，18页，《闲斋书简》。
[85] 钱谷融：《致朱竞（2003年11月6 日）》，594页，《闲斋书简》。
[86]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389页，《闲斋书简》。
[87] 钱谷融：《致许辉（1992年12月17日）》，371页，《闲斋书简》。
[88] 钱谷融：《致郑家建（1998年5月22日）》，479页，《闲斋书简》。
[89]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1年1 月25日）》，33页，32页，《闲斋书简》。
[90] 钱谷融：《致尤今（1992年11月4 日）》，349页，《闲斋书简》。
[91]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5年8月15日）》，66页，《闲斋书简》。
[92]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5年8月13日）》，64页，《闲斋书简》。
[93] 钱谷融：《致韩星婴（1999年7月7 日）》，521页，《闲斋书简》。
[94] 钱谷融：《致万燕（1993年3月7日）》，391页，《闲斋书简》。
[95] 钱谷融：《致张景超（2000年3月14日）》，19页，《闲斋书简》。
[96]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3年12月10 日）》，44页，《闲斋书简》。
[97]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3年12月10 日）》，47页，《闲斋书简》。
[98] 钱谷融：《致唐韧（1992年1月2 日）》，344页，《闲斋书
上海的老城门（上）
嘉庆三十二年，为防止倭寇入侵建成了上海城墙。四百余年沧桑过去，城墙荡然无存，变成环形的中华路和人民路。幸存的大境阁是明代“沪城八景”之一的“江皋霁雪”。1914年冬，随着南半圈筑成中华路，上海老城墙就宣告结束了。
小东门
小东门：是第一批建造的城门之一，原名“宝带门”。
进了宝带门向西就是方浜中路；最早称为庙前大街，是方浜边上的一条路，也是城隍庙前的主要通道。方浜填平后拓宽，光启路以东是宝带路，光启路以西叫庙前路。
小东门在方浜路口，原来叫小东门大街。这条街东连码头，西可进城，是老上海最热闹的路之一，很多老上海的故事都出自这里，《老残游记》中有大量的记载。
小东门外：方浜水门，在小东门南侧，水门外有“学士桥”石桥，为旧时“沪上八景”之“石梁夜月”。这里是小东门的水门，与护城河相连，后面的门楼才是真正的小东门。集水河和方浜填平后，水门也没有了，这里就命名为东门路。
大东门
大东门：原名“朝宗门”。
大东门外的江边有一个码头很大，所以叫大码头，大东门外的那条街就是大码头街，也就是现在复兴东路东段。大码头街也曾经大出过风头，大量的货物在这里上岸，萝夫（扛货物的人）人山人海聚集在那里为了谋生流血汗。
大东门里也有一条浜——肇家浜，由东西向，直通老西门。肇嘉浜东接黄浦江，西连蒲汇塘，是上海老城厢正中的干流，也是上海进入松江府的运粮内河。全长10公里。上海开埠前，沿浜是商业、交通中心，为县城内外的繁华做出了贡献。这样大东门也有一座水门，应该在白渡路处。
肇嘉浜填平后，老城厢里的东段称肇嘉路，西段叫西大街，解放后和大码头街一起改为复兴东路。从清朝同治地图来看，肇嘉浜边上也有一条小路，直通西门，只是查不到它的路名。
小南门
小南门：原名“朝阳门”。
起先是小南门外大街，民国时期的地图标为董家渡大街，现在才称为董家渡路。
小南门里的黄家路原来正应城门，是朝阳路，民国时称东黄家弄。那么这里所指的黄家又是谁？黄家的主人是黄体仁，也是徐光启的老师，所以这样得名。小南门是顾从礼出资“四千石”修建的。
小南门钟楼
1910年建成，高约35米，塔高6层，钢铁结构，是当时上海最高点。100年前，这座钟楼是辛亥革命上海起义的见证者。而今天，它已经年久失修，雄风不再。2000年，小南门钟楼被登记为黄浦区不可移动文物，2005年钟楼又列入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徐光启故居“九间楼”
位于黄浦区老城厢小东门乔家路234-244号，坐东朝西，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因上下两层楼各有屋九间而得名。既简易又陈旧的九间楼只是徐光启故居留存的遗物，它是两袖清风、功绩卓越的一代名臣和一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历史写照。1983年11月7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时，特地在他故居前竖立“明徐光启故居”石碑，以示纪念。
书隐楼
坐落于上海老城厢小南门巡道街天灯弄77号的精美深宅大院的书隐楼，是今天上海留存不多的明清宅第建筑之一。实际上，书隐楼是明代上海著名四家花园——田涉园旧址的一小部分，而日涉园在明末就遭毁坏了。值得庆幸的是，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书隐楼，被保存了下来，成为今日上海市区唯一的一座别致精巧的大型住宅兼藏书建筑。
大南门
大南门：原名“跨龙门”，在尚文门还未开的时候是直通文庙的，跳龙门的地方。现在变化很大，城门外是跨龙路，已是面目全非了。
他是中国最勇敢的导演
扬名海外被欧洲人誉为
天才 可我们中国人却
对他一无所知！(上)
在刚刚结束的第70届，
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
一个中国导演以自己的纪录片，
夺得了主竞赛单元最高奖，金豹奖，
这是该电影节史上首次，
由一部纪录片获得最高荣誉。
可在中国，没有多少媒体报道此事，
他的名字，更是没有多少人听说过。
是这个奖份量太轻吗？
要知道，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是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
为世界上第四悠久的电影节。
那么，是这个导演不够厉害吗？
可他曾和张艺谋同年，
获得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他的纪录片《铁西区》被英国电影学会，
评为世界影史上，
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之一，
他的《方绣英》与《15小时》，
今年参展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
期间于雅典展区最大的展场放映，
放映结束后，这件影像作品，
也随即被该馆永久收藏。
欧洲人都赞誉他是一个电影天才！
更重要的是，
他也是中国最勇敢的导演，
可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
他，就是王兵
1967年，他出生于陕西，
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
根据当时政策，
他无法拒绝地接班了父亲，
在西安建筑设计院的工作。
还未成年的他，过早步入社会，
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边努力工作，还边供姐姐上大学。
此后他在西安建筑设计院工作了10年，
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我不可能每天坐在那里白活一辈子，
总要做点事情。
1991年，已经24岁的他，
毅然从父亲单位离开，
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摄影，
他先是考进鲁迅美术学院，
后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
这才有了后来的导演王兵。
1999年，
他开始着手拍摄第一部纪录长片，
这部长片，是真的长，
整整551分钟，9个多小时。
影片一开始，
火车缓慢而沉重地驶过颓败的街道、
积雪覆盖的荒地，
观众们被带入了一个工业文明的废墟。
镜头拉进了工厂车间的休息室，
工人们光着膀子，喝酒、
下象棋、赌钱，不经意间，
聊着工厂买断和养老金的话题，
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随着影像的推进，你会看到，
一个时代的没落。
这片曾经辉煌的重工业厂区，
如今却荒芜、凋敝。
铁西区，是工业文明的废墟，
凝聚了一代人的理想，
隐喻了一个时代的兴衰，
中国的计划经济在做最后的挣扎。
曾经有这样一群人，
为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而付出了一切，
可他们最终失败了！
而他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了，
国企改制期间工厂的没落，
和人们迷茫的状态，
记录了随着中国迅猛发展，
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悲剧。
这部中国纪录片第一次，
向人们近乎完整地呈现出，
大时代变革中普通中国人的生存现状。
《铁西区》一经面世，
就被誉为中国最好的纪录片之一，
很多人看完这片，都忍不住哭了。
2014年，英国电影学会评选出了，
影史最伟大的50部纪录片，
《铁西区》排名第17。
在很多国家的电影学院，
《铁西区》是上课时用的教材之一。
他在国外获奖无数，
被奉为中国当代电影的重要人物，
可这部作品在中国，却是幽灵式的存在。
《铁西区》的影碟，
在国内只能以盗版的形式存在，
而他自己在中国，也近乎隐形。
然而《铁西区》绝不是他，
唯一一部题材敏感的作品，
他的影片从未有过在中国大陆，
通过正常渠道传播的机会。
他的第二部电影选择了，
一位活在回忆中的，
中国劳改营幸存者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和凤鸣的老人，
她和丈夫在那场，
著名的反右斗争中受尽苦难，
丈夫在饥荒中活活被饿死，
而她活了下来。
令人惊讶的是，整部电影没有旁白，
没有注解，没有对话，
他就直接把摄像机，
架在和凤鸣老人的房间里，
静静地听她讲述了三个小时，
听她娓娓道来那段岁月究竟有多艰难。
《和凤鸣》没能够在国内公映，
但这些被历史忽视的小人物的故事，
却一次次激发了他的创作欲，
他的作品一部比一部不可思议！
一年后，他远赴戈壁沙漠，
拍出了一部神片：《原油》，
时长840分钟，比《铁西区》还要长。
这次，他镜头下的主人公，
是油田的工人们，
采油绝对是又苦又脏的职业，
他看他们在恶劣工作环境下操劳，
也跟他们走回宿舍，
跑到饭堂，体味苦中作乐，
听他们讨论工资被克扣，领导的腐败……
他更看到了人口众多的中国，
对石油内需的巨大压力。
之后，他又拍了《煤钱》，
这一次，他以短小篇幅，
记录了跟煤有关的黑钱交易。
在影片中，你可以看到，
买煤的人和卖煤的人，
都在盘算如何从中图利，
人与人的关系全靠金钱来定义。
既肮脏又乌亮的煤，
反照出如今时代人们向钱看的现实。
2009年，他还拍了《喜洋塘》。
喜洋塘村庄位于云南省东北地区，
海拔约3200米，
这里生活着几十户汉族村民，
虽然叫喜洋塘，
然而讽刺的是，在这里，
你看不到任何的“喜”……
贫穷究竟有多可怕？
看完这部影片，你就会明白，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人，
仍在为一日三餐而发愁。
纪录片《无名者》记录的是，
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常年住在一个没水没电的洞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