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3月25日,中央红军进驻闷头台（今仁怀市喜头镇）竹林湾。
26日，我的长征连翻三座大山，行军41公里达到仁怀市高大坪乡尧坝村。
在中国现代史上，西南偏远的贵州曾经因为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显得熠熠生辉。在那次举世闻名的战略大转移中，黎平会议、遵义会议、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许多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重大事件都是在这片穷山恶水之间发生的。在这里，红军突破了当面的封锁，摆脱了身后的追兵，赢得了战略机动的空间；在这里，中共中央总结教训，调整领导，使党和军队的航船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如果说走进贵州时的红军是一支承受了重大打击的疲惫之旅的话，那么，走出贵州时的红军就已经恢复成为了一支斗志昂扬的百战之师。1935年初的贵州是当时全中国政治和军事的焦点所在，1935年初的贵州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舞台。那么，在这座引人注目的舞台上，除了我们早已经熟知的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之外，在战场的背后，在那些影响历史的事件之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山寨版”中共贵州省委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抵达了贵州的遵义，跟往常一样，部队刚刚安顿下来，干部战士们就立刻展开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掌握的情况，贵州当时应该是没有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的，就连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也认为当地“没有什么革命运动，群众基础十分薄弱”。所以遵义在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时候，只能选一个啥也不懂的木匠当苏维埃主席——因为木匠虽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但毕竟还算是正宗的工人阶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红军撤离遵义后，这位工人出身的苏维埃主席立刻就跑了，从此不知所踪)。
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大会搞得挺热闹，一切工作都由红三军团宣传部长吴亮平亲自操办。吴亮平是留学苏联的大学生，曾经担任过《环球》杂志主编，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张罗组织个群众大会自然是轻车熟路。可没想到的是，大会刚结束，他却在会场门口遇到了一位早年在上海监狱里认识的难友，听这狱友兄弟说，贵州不仅早就有了省一级的地方党组织，而且省委书记竟然就是该小伙子本人！这可真让人大吃一惊。
细问一番才知道，这小伙还真是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只不过，他所领导的这个省委是个“山寨版”的。小伙子本名李肃如，贵州毕节人，1911年出生，1929年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而后到上海，改名为李远方，在“左联”的领导下参加了一些爱国活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李远方和同乡缪正元(共青团员)在租界里撒传单的时候被巡捕房抓了，被判了七年刑，于是在牢里认识了“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吴亮平。
没过多久，吴亮平被组织营救出去了，李远方继续坐牢。1933年，为庆祝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伊丽莎白女王的爷爷)登基二十五周年，上海公共租界大赦了在押犯，李远方和缪正元因此获释出狱。可是，他俩出狱之后却跟上级失去了联系，几经周折找不到组织，两人就决定回贵州老家，另起炉灶。
按理说，李远方和缪正元都只是共青团员，并没有建立党组织的资格，但这两个小伙子办事却很干脆，脑袋一拍就给自己转了党。虽然“转党”成功，但他俩也知道，建立支部至少要有三个党员才可以，于是又赶紧发展了一个新党员(秦天真，解放后首任贵阳市市长)，三个人成立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李远方化名林青，从此，林青这个光辉的名字就刻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中。
经过一年多的活动，林青的组织越搞越大。到1934年的9月，党员发展到二百多，外围同情者更是不少，成员中不仅有青年学生、学校教员，还有职业军人，甚至连黔军第一师的参谋长黄大陆少将也被他们动员入了党……组织的分支机构遍及全省。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叫做“支部”显然就有点不大合适了，于是，一帮人就又商量成立了一个“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推举林青担任省委书记。
当然，这个“贵州省委”从来没有跟党中央取得过联系，所以中央当然也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老实说，这个“山寨版”的贵州省委也并非不想转正，但从1933年到1934年，红军一直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把中央苏区围得像铁桶一样，林青他们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取得联系。1935年1月，长征的队伍进了贵州，这正是联络党中央的绝好机会，林青于是一路追赶红军，几经周折才在遵义城里找到了当年的狱友吴亮平，并通过吴亮平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罗迈(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组织的情况。罗迈顿时喜出望外，很快，他就代表中共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地位，批准建立“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原来的“革命工委”的名称不太正规)，并且正式任命林青为贵州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山寨版的地下党终于转正了
“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由中共中央批准设立的唯一的一个省级的地下党领导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贵州的正式建立，也标志着贵州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密电码
1935年2月，林青兴高采烈地从遵义回到贵阳，而在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开”打扮的人，此人化名杨涛，其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地方工作部副部长潘汉年。
潘汉年为什么不摆明身份跟林青同行？史料中没有任何解释，但现在的我们按常理推测一下就可以知道：仅凭一个跟党失去联络多年的毛头小伙子(而且还是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的几句话，中央是很难确定真实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派一个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得力干员进行跟踪考察，是实施下一步计划的必然前提。
几天之后，潘汉年找到林青，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他向刚刚成立的贵州省工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交给地下党三项任务：一、积极行动，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二、设法搞到国民党军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和地空识别标志；三、掩护杨涛(潘汉年)去上海，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
年轻的贵州地下党组织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派地下党员蓝运臧(女，1941年牺牲)装扮成“小开”的新婚妻子，另派三个男同志伪装成跟班，一路护送杨涛(潘汉年)经广西、香港安全抵达上海——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华东、华南地下党的“潘汉年时代”，竟是在几个贵州小青年的协助下开始的。
遵义会议之前，红军的战略转移显得十分被动。这除了军事指挥方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国民党的飞机能实施空中侦察，红军的行程完全暴露在其监视之下，而红军不仅对敌人的情况不了解，甚至没有一份像样的地图。比如进入贵州之后，红军参谋部的行军指南竟然是中学的地理课本。
对林青而言，获取军用地图和地空识别标志并不困难，因为地下党员黄大陆正担任黔军第一师(25军第1师)的参谋长，派秦天真去打个招呼，两样东西立马就到手了。
搞密码也很容易，缪正元在黔军电台室里有亲戚，他抽空常去那里转转，冷不丁就偷了一本出来。可偷出来以后才知道，这套密电码一共有七本，每天不重样儿，缪正元偷的那本是星期天的，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还锁在人家抽屉里呢。好个缪正元，一不做二不休，再次发挥胆子大的特点，干脆把电台室主任的办公桌给撬了，将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地端了回来……这缪正元偷密码咋就那么方便呢？说起来，还得怪黔军太“愚昧”了。早先，贵州只有两部电台，军队打仗很少用电报，即便发报也只使用明码。中央军进入贵州之后，要求各部队使用密码，可黔军却觉得这玩意既没啥必要也没啥重要，完全不当回事。缪正元偷密码的时候顺便把办公桌里的大洋也拿走了，这倒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电台室主任当即的反应是“遭贼了”！所以他报案的时候只惦记自己的“一大笔款子”，却没想到抽屉里还有更重要的密码本呢。
至于这套密电码是什么时候转交到了中共中央，笔者估计，应该是在红军二渡赤水、重返遵义期间。因为红军在一渡赤水进行土城战役的时候，对当面之敌的情况还完全不清楚，以至于发生误判而吃了大亏。而重返遵义之后就立刻变得厉害多了，不仅敌人的兵力调动情况了如指掌，就连蒋介石在电台里怎么发脾气都知道，因此当然也就“用兵真如神”了。
有资料说，长征期间破译国民党军密电码的是中央军委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等人。这并不矛盾。任何军队的通信密码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总要更换，而无论如何更换，除非出现颠覆性的变故，它的编码原则总是一致的。有贵州地下党提供的七套密电码做样本(这个样本的数量可不小)，有经验的破译人员自然能从中察觉到对方编制密码的基本规律。
说到这里，再引申几句。早先，国民党军的密码编程是英式的，这已经被红军掌握了，但在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大围剿期间，由于受德国总顾问的影响，国民党突然把密码换成了德式的，这一下顿时把红军给搞懵了。而在长征期间，当中央红军终于看到地下党送来的七套密电码之后，一定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红军的高级情报人员大多都接受过苏联专家的指导，而苏联的密码编程原则恰好正是德式的，国民党的新玩意其实是共产党的老功课！如此一来，密码破译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向红军提供情报的同时，贵州省工委还在黔军中发动了多起兵变，兵变后的队伍有的上山打游击，有的直接参加了红军。并且，林青等人还在省会贵阳创建了“星光读书会”、“文学研究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通过阅读进步书籍、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了一大批爱国青年。5月份，地下党发起了纪念五四运动16周年和五卅运动11周年的群众活动，不仅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讨论会，还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高呼反蒋抗日的革命口号，其浩大的声势在当时一片白色恐怖的中国显得格外耀眼……
然而，也就在1935年的5月，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在蒋介石的逼迫下辞去了军界和政界的职务，一个“正宗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建立起来了。
“山寨版”国民党省党部
1935年以前，贵州这里虽然也有国民党的省党部，但那其实也是“山寨版”的。
贵州山高皇帝远，历任掌权者对中央政府都不太买账。1927年，国民党曾经派张道藩(贵州盘县人，就是勾引徐悲鸿老婆的那位)到贵州来发展组织，贵州军阀的态度是：“拿七百万张党证来，老子们贵州，要党大家党，要不党大家都不党”。这样的搞法当然要不得。中央不同意，贵州就自己搞，自己成立省党部，由土军阀兼任省主席，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去担任“党部书记”和专员，这些书记、专员其实都是些二把刀，除了喊几句“三民主义万岁”就不会说别的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群冒牌货。直到这次中央军尾随红军进入贵州，“正牌”的国民党党部才算是建立起来。
换句话说，1935年以前，贵州这里的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山寨版”的，到了1935年，双方又几乎同时转成了“正式版”。只不过，“转正”以后的共产党依然是地下党，党的领导基本上仍属于缺乏经验的愣头青。而国民党却取得了领导权，并且派来一个极阴险的肃共专员——号称“细胞工程专家”的中统特务陈惕庐。 陈惕庐原名陈资平，江苏淮安人，1926年加入共产党，历任中共淮安县县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江苏省军委书记、河南省省委书记、红十五军军长，1932年被捕后叛变，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国民党在贵州建立省党部之后，他被派来担任肃反专员。陈惕庐在苏连接受过专业训练，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组织工作，担任过高级领导，组织过武装暴动，参加过特科“红队”。以这样一个老资格的特工来对付缺乏经验的贵州地下党组织，斗争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他就破坏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共贵州省工委。 缺乏经验的地下党在与中统特务的交锋中失利了，正宗的、叛变的省委书记陈惕庐抓住了“山寨的”、刚转正不久的省委书记林青。但年轻的共产党人却保持着高昂的气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劝诱哄骗，始终没有屈服——在当时的“大案”中，像贵州省工委这样“高层干部无一叛变”的情况是极少的。
省工委书记林青和省工委委员刘茂隆都被敌人判处了死刑，然而，就在他们两人准备慷慨赴死的时候，身边却又突然出现了生的希望。
狱警董清亮是一位曾经在上海入党、而后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党员，这个机警的山东汉子决心协助战友越狱。可是，由于判处死刑的政治犯都是分别单独关押的，而且每个号子各派一名看守，这就意味着董清亮每次只能看管一个人，也就是说，林青和刘茂隆只有一个人有越狱的机会。在这生与死的抉择关头，两位坚强的共产党员都把生的希望让给对方，刘茂隆认为林青是书记，主张让林青越狱，而林青则认为自己受伤严重、行动不便，坚持要把机会留给刘茂隆……最终，8月20日深夜，刘茂隆在董清亮的掩护下巧妙地越狱成功，两人在地下党的协助下转移到了郊外(刘茂隆后来去了延安，改名刘雪苇，一直从事党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而董清亮则回到了山东老家，此后不知所终)。
1935年9月11日，林青在国民党军警的押送下，高呼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年仅24岁——而这一天，距离他在遵义找到党中央的时间，才过去了不到八个月。
“匪首莫雄”小组
林青牺牲后，贵州地下党迅速改变了以往的工作方式，他们退出城市，在邓止戈、席大明等人的领导下转移到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支号称“救国军第一支队”的武装一直在和毕节地区保安司令莫雄反复交战，但遗憾的是，他们始终不知道，对面的“敌人”其实也是自己的同志，他们是两位与上级失去联络的红色特工——莫雄和卢志英。
莫雄，字志昂，广东英德人，16岁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护法运动和北伐战争，曾任粤军第十一师师长，后因参加张发奎的反蒋行动而被解除兵权，1930年闲居上海期间，通过刘哑佛(中共特科成员，曾任粤军十一师政治部主任，1939年被捕牺牲)的介绍与上海特科取得了联系，虽然莫雄曾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但党组织还是决定让他留在党外继续工作。1934年1月，蒋介石重新起用莫雄，任命他为赣北第四行政专署(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上海特科随即调派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卢志英(卢志英是中国第60号烈士证书的主人，传奇谍报高手，他的故事比许多电视剧更精彩)担任莫雄的助手，并把项与年(电影《英雄无语》主人公的原型)、刘哑佛等人安排在他身边协助工作——这是一个级别非常高的谍报组。在当时，除了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之外，其他的领导最多只知道敌方阵营里有个代号为“大哥”的情报来源，不知道那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更不晓得他就是经常与红军交战的“匪首莫雄”。
作为身处“剿匪第一线”的行署专员，作为身居高位的情报员，莫雄跟红军打仗是真打，帮红军搞情报也不含糊。于是，这位被国民党评为“赣省剿匪成绩第一名”的“莫匪首”，却在红军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与特科的战友们一起完成了一件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大事。
1934年，蒋介石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制定了一个一举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合围计划》。传达计划的会议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全都是军以上的官员。按道理，莫雄是没有资格参加会议的，但由于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身为本地区专员的莫雄因此参加了会务工作，并因此得知了计划的详细内容。该计划内含军事动员、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剿共”守则等许多内容，莫雄是带过兵打过仗的，看过之后感觉事态非常严重，立刻让卢志英把情报密写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里。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在匆忙间撤往天津，莫雄小组与上海方面的单线联系中断了。迫于无奈，莫雄只好派项与年将情报直接送往瑞金中央。这可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项与年在包围圈外转了三个月也没办法进去，情急之下，他用石头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伪装成乞丐的模样，这才几经生死来到瑞金，把情报交到了周恩来的手中。“中央三人团”在得知情报之后才明白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于是立刻组织突围转移，终于赶在国民党的“铁桶合围”形成之前跳出了包围圈。后来的许多回忆录中都提到长征的决定十分仓促，大部分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等事先完全不知情，原因就在于此。不过，毛泽东后来在陕北的时候曾经说过：“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那时候仍不能提莫雄)。
红军实施长征之后，薛岳带领国民党中央军一路追赶，他在追入贵州以后就兼任了贵州绥靖公署主任，随即又推荐莫雄出任贵州毕节地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并授予他全权指挥中央军第63师的职责。
毕节是黔西北的门户。进入贵州之后，红军的东面(湖南方向)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追赶。西面有滇军，南面有桂军，要想突破转移只有北面的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经娄山关，由遵义过赤水河进四川，另一条是经毕节、由川黔滇交界处渡金沙江进西康(当年石达开太平军“流窜西南”的时候，来来回回走的都是这两条路)。因此，“老虎仔”薛岳决定两头设防——把娄山关交给黔军负责、把毕节城交给自己的“粤军老同事”莫雄把守。
莫雄于1935年3月赶到贵州毕节，为了方便工作，他把原本任命为参谋长的卢志英“降职处分”，改任行署的总务科长，这样，卢志英在上任之后就频频出门“办理采购业务”而不受怀疑。但卢志英在遵义周围跑了好多趟也无法联络上党中央——因为这时的红军已经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开始了奇妙的四渡赤水，其飘忽的行踪不仅让国民党的军队完全晕了菜，甚至就连素有“谍报奇才”之称的特科高手也被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几经奔波，莫雄等人最终只能眼看着中央红军扬长而去，内心里既觉得万般欣慰，却又难免感到有几分遗憾。
毕节空城计
中央红军走了，“大哥”莫雄只好暂时留在毕节，继续当他的国民党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指挥部队“清剿匪患，绥靖治安”，跟邓止戈、席大明领导的游击队在毕节城外打得鸡飞狗跳。
作为毕节地区的军政长官，莫雄在当地的口碑并不佳(被人称为莫土匪)。其中的原因，除了他带兵上山打共产党游击队之外，还因为他过于放纵军纪。莫雄手里的主要兵力是国民党第63师，这其实是一支由湘西土匪改编的队伍，打仗比较亡命，军纪却非常差。莫雄的想法是必须能够掌握住这支部队，所以他只是一心笼络官兵，并不刻意整顿纪律，以至于弄得老百姓非常不满(这和咱们一贯的地下党形象似乎有点偏差)。
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而蒋介石却又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围剿”。红军在国民党一百三十个团的重兵压迫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后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实施突围，由此开始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1935年12月，红二、六军团由湘西进入贵州，沿途经石阡、余庆、瓮安、修文一路鏖战，1936年2月2日，红军在鸭池河口强渡乌江，进占黔西。这时候的红二方面军跟一年前的中央红军一样，可以选择的前进方向就只剩下两个——遵义或者毕节。
遵义已经走不通了。吸取头一年教训的国民党军已经在娄山关附近集结了十六个师的兵力，红军很难再从那里突破；如果改朝毕节方向走，那一路山势险峻、布满关隘，如果被毕节守军(一个师加三个保安团，而其中湘西土匪出身的55师又很擅长山地作战)卡住了路口，红军必将会被蜂拥而至的追兵围困在峡谷之间。面对如此危急的局面，红二、六军团几近绝望，不得不在鸭池河一线实施战略展开，准备与敌人进行决一死战。
但就在这时候，情况却突然出现了转机。毕节方向的守军(连正规军带保安团)居然在一夜之间全数开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重镇在刹那间变成了一座空城。
原来，早在一个月前，莫雄就料到红军有可能遇到被包围的困境，他让卢志英携带电台秘密去了遵义。当红二方面军渡过鸭池河之后，卢志英就假借遵义指挥部的名义，用明码发出“红军即将强攻娄山关，请毕节守军予以增援”的电报。莫雄接到“命令”立刻就带队出发……莫雄能收到的明码电文，贵阳的“剿总”当然也能收到，可是等总部来电警告“毕节方面切勿受骗”的时候，莫雄早已经关闭电台，让部队处于急行军的状态之中了。
这样一来，红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毕节，又反过来控制了山道上的关隘，不仅摆脱了被包围的危险，而且给连日征战的部队争取到了宝贵的休整时间。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由贵州毕节进入云南，4月25日，红军从石鼓、巨甸渡过了金沙江。等我全军过江后，敌人的大军才追到对岸。红军战士隔着金沙江喊：“白军士兵弟兄们，你们辛苦啦！谢谢你们送了我们这么远。快拣上我们的破草鞋交给你们长官拿去报功吧！”敌人在对岸眼巴巴地看着红军，无可奈何。
尾声
1936年2月，完成任务后的卢志英去往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从此与莫雄分别。3月，红军顺利通过毕节一事被贵州中统特务组织报告给蒋介石，蒋为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力”的罪名把莫雄关了几个月，后经张发奎、陈诚等人的担保才得以获释。这以后，莫雄就回到了广东老家，而他对中国革命的这段功绩，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
红二、六军团离开贵州时，邓止戈率游击队的大部分同志参加红军(编入红二军团5师14团和六军团18师新兵团，邓止戈任六军团新兵团参谋长)，长征北上直到延安。留下来的同志在席大明领导下继续斗争，1936年11月，席大明被捕牺牲。
1937年6月，贵州省工委的最后一位委员秦天真在特务的追缉下离开贵州，经上海转赴延安。从此，贵州第一届省工委的活动宣告停止，贵州进入了国民党所称的“政治模范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