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他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本文摘自《往事钩沉》，作者：何立波，主编：吴元浩，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原题：《黄克诚在中纪委》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身与真话为伍，终身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黄克诚作为中纪委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敢讲真话，仗义执言，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中共中央称黄克诚同志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为刘少奇平反立下大功
党内的老同志们都钦佩以刚直正派着称的黄克诚。黄克诚在一生中因提出不同意见，共有十次受过批斗，但他始终保持刚直敢言、坦荡无私的斗争精神。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十次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因反对攻打大城市与“肃反”扩大化而遭受打击迫害。
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遭到错误批判，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严重迫害而身陷囹圄。但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宽阔胸怀，为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当选中纪委第二书记（陈云为第一书记）。当黄克诚结束近二十年的蒙冤，走出牢狱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他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纷纷向他赔礼道歉。黄克诚毫不介意，坦诚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他边说边手把手地向来人热情传授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黄克诚豁然大度的举止和语重心长的话语，曾使不少人感动得落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克诚复出担任领导职务之初，曾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自己年龄太大（1902年出生），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中央领导同志说，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黄克诚一出山，就开始致力于对党内重大历史问题的审查。邓小平、陈云曾在中纪委常委们面前交代：要解放思想，把一些重大的党的历史问题弄清楚，必要时像当年在延安一样，搞个“历史决议”，把党内思想搞统一。邓小平还特别强调：“当年把刘少奇同志打倒，是不合法律程序的。一个国家主席，一张大字报、几个小将就把人弄下来了。还有中央专案组，在当时情况下也是不正常的，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了不少名堂，不然情况不会这么复杂，要认真审查。”
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和大批干部命运前途的大事，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组织研究方针政策，一方面直接参与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根据邓小平、陈云的指示，黄克诚一直在调查刘少奇的案子。
在此之前，中纪委和中组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少奇的案子进行了基本调查和复核，发现当初中央专案组在刘少奇的案子上搞了不少名堂，明显存在着不实之处。为此，黄克诚亲自指导调查工作，并同中央领导层中阻碍给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很快，刘少奇一案的情况经过复查基本弄清。这次复查，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强加给刘少奇的种种罪名没有一项属实。
黄克诚对有关领导讲：“刘少奇同志是被诬陷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搞的鬼，事实清楚，但还有人突破不了禁区，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我们要主持正义！”从事实真相上看，为刘少奇平反有着充分的依据。但是，由于中央内部有人阻碍，平反工作还有相当阻力。对此，黄克诚决心把这件事一抓到底。
1979年11月底，黄克诚派中纪委干部徐岚到河南，了解核实当年刘少奇被武装监护以及惨死在开封的情况，以备日后为刘少奇平反时使用。不久，黄克诚将了解到的情况向邓小平、叶剑英和陈云进行了汇报，对刘少奇的平反问题提出了详细建议。黄克诚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案件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它涉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方面还是有人僵化教条，坚持原来的“既定”方针。黄克诚认识到，不解决这个矛盾，刘少奇的平反工作是不会顺利的。所以，他在给陈云汇报工作时，也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希望中央加快进程，加大力度。
1980年1月举行的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是非问题时，黄克诚明确提出要做好刘少奇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宣布中央将在不久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
在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所担任的领导职务被免去，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伴随着组织调整，会议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撤销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会议向全党宣布：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当这一重大决定形成时，黄克诚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不仅仅是为刘少奇平反，事实上是对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的纠正，从根本上否定了“文革”所谓的摧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心内容，进而为彻底否定“文革”扫清了道路。
对于一些冤假错案，即使有些同志已经去世，或本人没有申诉，黄克诚也主动查清平反，为许多人洗清了多年的不白之冤。但他对自己身上背了几十年的冤案却并不着急，他说：“我现在已经有工作做就行了。”当有关部门整理历史资料，就因他提出正确意见而遭到批斗、撤职的问题向他了解核实情况时，他仍以大局为重说：“如果当时那几个负责同志还在，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辩论的，但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我还在，我不能单方面来做评论。”他又叮嘱说：“你们要实事求是，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说过头了，不要给那几个负责同志脸上抹灰，给他们抹灰就是给党抹灰。”
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
在拨乱反正阶段，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
1980年11月27日，中纪委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黄克诚作为常务书记出席会议。那时，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他在别人搀扶下走上主席台，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来这里讲话，不讲别的，想先谈一谈怎样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前一段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有的人甚至放肆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为忧虑。”接着，他从大革命时期讲起，没有套话，没有官话，与会者都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黄克诚针对社会上个别人对毛泽东的谩骂和丑化行为，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有些同志把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黄克诚认为，“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也留下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要批判毛泽东思想主要部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黄克诚意犹未尽，坦诚直言：“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人的讲话予以考虑，想想是否有道理！”
在四个小时的讲话中，会场几乎鸦雀无声。一阵沉寂之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黄克诚的讲话引起了轰动，被称为“黄公讲话”。有人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有见地的报告了；有人说，好久没有见到过高级领导人这样讲话了。翌日，有人给黄克诚送来了讲话录音整理稿，建议他拿出去发表。黄克诚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讲话，如果拿出去发表，一定要请中央的同志审查。讲话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很快看了稿子，明确指示：“此稿可以发表，请乔木同志在文字上把把关。”胡乔木看了稿子，做了一点技术上的处理，就交给新华社发了通稿。邓小平赞同黄克诚的观点，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黄克诚的讲话公开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秘书选了一些来信给黄克诚读，听着听着，他摆了摆手说：“那些赞成的信就不要读了，我就不相信都是众口一词的赞誉之声，不可能没有反对意见。”当黄克诚听说确有这样的信时，脸上露出了笑容，说：“快读给我听听，骂我的话也没关系。”于是，秘书把四封最有代表性的信读给他听，读到那些辱骂性的话时，秘书有点提心吊胆，他却开怀大笑说：“有味道，实在精彩。”黄克诚对秘书说：“能不能设法找到写信人，以我个人的名义把他们请来，先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和他们好好谈谈，我相信是能统一认识的。”
秘书按照他的意见，准备和当地有关部门联系。这时，黄克诚说：“我想了想，觉得不能这样做，如果通过政府部门去找，人家不明真相，还以为是给黄克诚写信惹了大祸，给写信的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带来不好的效果。”
黄克诚认为，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后来走向反面的历史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全面的评价。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他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黄克诚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黄克诚向撰写组具体谈了林彪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供撰写时参考。最后他还恳切地指出，把林彪当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作为林彪的一条错误写在条目释文中，值得斟酌。由于林彪提了那个意见，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着名文章，当时对全党全军都有极大的教育作用。所以我认为，像这类问题，其他人的条目中都没有写，对林彪也不必过于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带头搞廉政令人佩服
作为中纪委领导，黄克诚带头搞廉政，让别人心服口服。多年来，黄克诚一直住在那栋解放前留下的破旧房子里，管理部门曾多次劝说他搬迁或为他翻修住房，但他不答应：“现在群众住房还困难，还是把钱节省下来用在当用之处吧。”黄克诚复出之后，仍住在一处五间平房里。因院子临街，为安全起见，管理部门准备盖一个门楼，并已备好了材料。他得知后立即制止。他的住房多处漏雨，下雨时要用好几个脸盆接雨，服务处多次提出给他翻修房子。当黄克诚听说要花三万多时，就说：“花钱太多了，三万元能办很多事，不要翻修，哪里漏雨就修哪里。”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他一直住在这所旧房里。
黄克诚对子女要求极严，他经常说：“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后门可走的。”黄克诚立下“家规”：小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家属子女坐着公家的小车“抖威风”，不是我们党的作风，万万要不得！多年来，子女们都自觉遵守这条家规，就连黄克诚最疼爱的小孙子黄健也从来没有坐过爷爷的小车去上学，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有一年冬天早晨，7岁的黄健因感冒起床晚了些，又逢刚下过一场雪，司机主动提出用车送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马上制止说：“小健，不许坐爷爷的车是咱们的家规。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私自坐过小车，你坐着小车上学像话吗？”黄健听了奶奶的话，由奶奶撑着雨伞送到了公共汽车站。
1980年春，黄克诚的小儿子黄晴结婚时，有人提议用小车把新娘接过来。黄克诚说：“摆这个谱有什么用？年轻轻的，不愿走路，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黄晴最后骑上自行车把新娘接进了家，既没有请客，也没有设宴，只是全家人聚在一起，邀请工作人员吃了一顿饭，就把喜事办了。这样的家规虽然近乎苛刻，但却给子女留下了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家风。
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克诚感到自己的病难以治愈，便对医生们说：“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了。”他还多次以马克思的女儿、女婿拉法格夫妇在晚年为不增加党的负担而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为例，拒绝用药和抢救。医生们只好让几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按住他的手臂注射、输液，黄克诚一旦清醒又把呼吸机的管子和针头拔掉。有位护理过他的医务人员感慨，这位首长住院时不搞隆重的“欢迎仪式”，是如此的“安静”；他的探视群体很特别，既有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也有普通的群众；他和家人没有给医务人员找“事儿”的意思，还常会轻轻对我们说“谢谢”、“麻烦你了”，让我们很感动。
1985年9月，黄克诚感到身体状况无法适应工作需要，主动辞去了担任的一切领导职务。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黄克诚写了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的光辉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品德，并给他发了致敬电，赞誉他“具有坚强的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同志因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逝世。黄克诚逝世后，唐棣华写了一副挽联：“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既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当秘书为黄克诚追悼会的规格征求唐棣华意见时，她无言地取过黄克诚生平介绍草稿，将仅有的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删去，平静地说：“他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中称：“黄克诚同志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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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会作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这样的理念一直伴随他度完余生。
邱会作是解放军后勤部门的元老，他从红军时代起便从事军队后勤工作。从1960年到1971年，他是解放军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和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党委第一书记李作鹏一起被捕，此四人被称为林彪的“四大金刚”。
落马、审判、关押、出狱、地方安置，四人的后半生命运皆如此。除了黄永胜由儿子黄正写了一本纪实文学着作《军人永胜》，其余三人皆留下了回忆录，全在香港出版。这四位曾经的军队高干早早脱离了体制，所以他们的回忆录跟从体制内离退休的老将军们的回忆录相比，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邱会作的回忆录，虽然真实性需要考证，但写得尤为详细。
生命中的两个重要时刻
在邱会作大起大落的一生里，有两个时刻让他终生难忘，或者说这是改变他的命运的转机。
1934年的金秋十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邱会作做了许多后勤筹备工作，他不仅了解中央机关将退出中央苏区的秘密，还更清楚红军的真正实力。国家政治保卫局担心，邱会作开小差会给全军带来无法挽救的损失，便决定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处决）。
某个黄昏，邱会作被突如其来的人绑了起来，来人给他出示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手令。不管邱会作百般辩解和喊冤，他还是被绑赴刑场。就在半路上，迎面走来了周恩来、邓发和邱会作的上司、军委供给部部长叶季壮。据邱会作回忆，他死死盯着面带惊愕表情的周恩来，周恩来扭头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句话救了20岁的邱会作。死生一瞬间，邱会作念念不忘这次脱险，他把罪责归到王明的左倾路线上。
他得以幸存，但许多后勤部门的战友死于政治保卫局的清洗。政治保卫局的大清洗，带给邱会作以及同仁们深深的恐惧，这些恐惧远甚于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他们只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工作，谨慎得不敢多说话。
另一幕场景，是1971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来开会的“四大金刚”在这里被捕，在被带走前，邱会作噙泪对周恩来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后，邱会作一直坚信，虽然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变成了反革命，但是当党不相信你的时候，更是要相信党，唯有如此，活着才有信念。
邱会作被中央警卫团战士带到地下室，直接上汽车，两边各有一名警卫人员将他的双手紧压住。当汽车进入位于顺义的卫戍区警卫3师营房时，邱会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宣告完结。
红军时期的惊悸虽然来势汹汹，但很短暂，只是瞬间决定了他的生死。而作为林彪集团主要成员被捕，使邱会作就此从高位上跌落，且相比较“文革”期间被打倒的众多党政军干部，邱会作没有获得平反的机会。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戎马岁月
在这两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外，邱会作的一生相比其他高级军官的回忆录，要显得平淡、枯燥些。这是由邱会作的工作性质决定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碌于后勤工作。征粮、征集物资、筹办军饷、办副业生产、记账、建设兵站……后勤岗位上缺乏一线指挥员亲临矢雨指挥战斗的种种精彩故事，因此在写回忆录时不容易出彩。但不惊心动魄并不意味他的工作不重要；相反，后勤工作是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环，战争说到底还是比拼资源消耗的过程。
邱会作是江西兴国县人，此地因“盛产”解放军将军，而被冠名为“将军县”。邱会作的一家三代都参加了苏维埃工作，祖父是检查站站长，父亲是村土地委员会委员，母亲是妇女挑担连的排长，哥哥早他加入红军并在长征中阵亡。邱会作从参加儿童团查路条做起，15岁加入红军，最初是当“超编的传令兵”。
邱会作还算读过几本书，这在红军中比较难得，所以他马上转任连部的文书。在执行完一次新兵护送任务后，他被调到团部宣传队任宣传员。邱会作见证了清洗AB团运动，年幼的他一度以为自己所加入的共青团就是AB团，惶惶终日。他平安度过了反AB团时光，但亲眼所见刀砍脑袋、石头砸头的处决情形让他记忆犹新。
中共定都瑞金后，邱会作进红军学校学习马列理论、战斗条例、天文地理、数学和财务原理。他认为接触这些全新的文化，是一次启蒙教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总供给部，从此走上漫长的后勤工作之路。他最初担任机要统计员，统计全军人员、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除了部长杨至诚和政委叶季壮外，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知道这些机密。
长征前夕，除了差点丢命的那幕惊险外，他奉周恩来命令完成了一项机密任务——炸毁兵工厂、药品材料厂、仓库，埋掉浮财。一切工作由他指挥政治保卫局的一个班来完成。
长征开始，邱会作主管供给部队的行军，虽不需要冲锋陷阵，但负重翻山越岭不是容易的差事。沉重的负担让运输部队苦不堪言，最终中央同意轻装行军。邱会作因工作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四局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行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有一件事让邱会作津津乐道，到陕西哈达铺时，邱会作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堆过期报纸。毛泽东正是从这里发现陕北有刘志丹红军活动的信息，这可视为改变历史方向的偶然事件。
红军到达陕北后，邱会作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供应局长，为东征做准备。抗战爆发后，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大军云集在土地贫瘠的陕北，吃饭和穿衣成为迫在眉睫的两大难题。邱会作及后勤同事们想方设法多方经营，也只能让大家吃个半饱，最后靠两种解决方法并行：军队开展生产，从延安分流更多人去各根据地。邱会作本人也被派往胶东，后改为豫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他于1943年受令回延安培训，在安徽到延安的路上跋涉了13个月，导致错过了延安整风。
抗战结束后，邱会作被派往热河，随后转战东北，任八纵政委，军队改番号后任第四野战军45军政委。之后的履历便是辽西会战、平津会战、衡宝战役。
从高处跌落
邱会作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而朝鲜战争对于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是一次重要学习机会。尤其是后勤工作，这是解放军首次走出国门作战，无法有效依仗就地征收和民工运输的两大法宝。邱会作在1954年重返后勤战线，从广州调往北京。
在全军现代化建设的草创阶段，邱会作面临的困难很多。国家经济实力的虚弱，使得主管物资分配的总后因为手头匮乏而很难处理好各部队提出的要求，挨骂成为常事。同时，很多功勋卓着的战将们以内战时期的经验，认定后勤不过是管柴米油盐的，只有看病需要点技术。因此，很多退居下来的人被塞入总后任闲职。邱会作一方面要在一片空领域里规划建设框架，一方面要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凭这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精细能干的人，因为任何改革都是触动特定群体利益的事。
医疗卫生、财务制度、军服、物资供应、总后机构……邱会作做了一系列的修改调整，还有完成选择后方基地、战马生产等任务。三年饥荒时期，邱会作配合国务院的工作，调拨军队储备粮救济各省。他还秘密造访地方视察灾情，留下了生动的记录。在广西横县，县委书记已经躺在床上起不来，只会流泪示意，直到吃了邱会作一行带来的粮食后，方才能坐起来交谈。
困难形势下，全军只好开展生产救荒，并取得了效果，但邱会作也受到不少指责，如与民争利、破坏资源、生活改善会影响训练、出生产事故等等。熬过困难期后，又开始大力建设国防，到了1962年，则是全面备战。邱会作的最大任务是要准备300万军队作战一年所需的物资，他耗时6年完成。
此后，波及党政军高层的政治运动一波波卷来。先是罗瑞卿被打倒了，紧接着是“文革”爆发，邱会作被总后的造反派“红纵”揪斗一番，后得到林彪和周恩来的保护而脱险。随着林彪地位的升高，邱会作作为亲信自然步步高升，他在1967年成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直至林彪事件。
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一起公审时，邱会作的罪名是跟随林彪从事反革命活动并迫害他人。邱会作不承认这些，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林彪是清白的。这样的理念一直伴随他度完余生。当他下葬到故乡兴国县后，一块石牌上刻着周恩来在1967年3月30日《在总后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称赞他是“称职的后勤部长和坚定的老红军”。
2002年8月5日，邱会作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低调举行，官方没有以“同志”称呼。历尽荣辱盛衰，一代风云人物就此化作历史。 红潮网摘编自：《凤凰周刊》2013年15期，作者：陈祥，原标题：邱会作的起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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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放自大的“李瞎子”
李作鹏将军身材高大，衣着随便，性豪爽，语直率，胆大，人称“李大胆”；豪饮，人称“李烧锅”；右眼瞎，人称“李瞎子”。虽坎坷沦落，仍高傲自大，语出不逊。
李作鹏晚年喜书法，自谓不临帖不临碑，不摹柳不摹颜，随心所欲，龙飞凤舞，名之为“李体”。李作鹏之子李冰天告余，将军出狱后，即写岳飞《满江红》条幅挂于房间，愤愤曰：“我16岁参加红军，革命了一辈子，不但血是红的，从头到脚都是红的，骨头里也是红的！”
1995年7月8日，余访李作鹏于山西太原金刚里某宿舍。将军居二楼，三小间。客厅北壁靠门，挂将军与夫人董其彩合影，彩色。东壁书柜，多为马列着作与军事书籍。南壁临窗，挂将军书法条幅《赤壁赋》，得王羲之笔意。西壁有条幅“江河万古流”挂正中，笔墨深沉，纵横不阿，取唐杜甫《戏为六绝句》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句。是谓自嘲耶？自励耶？将军笑而不答。
李作鹏将军江西吉水人，中农家庭出身。1929年参加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是模范少先队长。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战士、班长、排长，后入军委机要科任科员、军委二局参谋、主任参谋、科长、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中曾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副司令兼主力师师长、军长等职。在解放军中未任连长、营长、团长而直接由机关干部当师长、军长者，李作鹏当为特例。
李作鹏回忆言，在中央苏区自己曾任周恩来的机要员，甫上任，周恩来即交给他一保密本，上面写着“豪密”两个字，其时中央苏区最早与上海中央的电报来往均由其翻译。后来由伍修权翻译，李就去军委二局当参谋了。将军言，两案审判中说我当过伍修权的机要员，根本没那么回事。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攻打山东梁山，歼灭日军一个中队。日军老羞成怒，组织五千余人汹涌反扑，时任师侦察科长的李作鹏奉命率一支小分队掩护主力撤退。突然阵前浓烟滚滚，奇臭难闻。李作鹏眼前一片模糊，泪流不止。战后，才知是日军施放了毒气弹，李作鹏一目失明。经陈光、罗荣桓批准，将军化装成生意人，独进北京治眼疾，在一家医院做了眼角膜移植手术，失败，右眼瞽也。余问将军：“北京不是被鬼子占领了，你还敢去？”将军笑答：“我一天到晚和鬼子打交道，我还怕他？”李作鹏言，战争年代戴墨镜的人很少，自己常成为敌人射击之重要目标。
听枪声能知敌军主力方向
李作鹏好酒，有酒必喝，喝酒必醉。若无酒，骂人更甚。故部队若缴获酒，必先送将军。1946年夏，东野部队由四平败退至吉林舒兰。部队刚宿营，李作鹏即与苏静、何敬之等人摆酒豪饮。林彪见之，大怒，曰：“现在什么时候，你们还在醉生梦死！”曰：“部队搞得乱七八糟，你们也不心急！”曰：“电台还没架线，你们也不管！”言罢奋臂掀翻酒桌。李作鹏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处长。
李作鹏告余，林彪发那么大的火其实并不是针对喝酒。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参谋处有一侦察科长投敌了。他一投敌，我军的行动情况，敌人弄得一清二楚，我们退长春，敌人紧跟到长春，退吉林，敌人紧跟到吉林，林彪怎能不发火？自此林彪与将军不和。不久，将军调离总部，任一纵副司令兼参谋长，刘亚楼因此“横空出世”。
李作鹏酒瘾大，酒量也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某日，酒瘾发作，与警卫员苏烈四处寻酒，不得。其时，李作鹏将军夫人董其彩为卫生所所长，将军嘱苏烈取酒精，掺水两碗，与苏烈一人一碗，干杯尽饮之。将军饮后面不改色，并参加会议，而苏烈则大醉，睡一天一夜。
李作鹏精明强干，指挥果断，火气来得快，脑子转得也快。1948年10月24日，李作鹏奉林彪令，率东野六纵由彰武、新立屯掉头南下，强行军向台安急进，以堵截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26日凌晨，将军率前指随四十六团前卫营跟进，达北宁线，于姚家窝棚遇敌。霎时，枪炮声大作。将军披大衣凝视片刻，遂下令停止前进，阻击正面之敌。当时接林彪来电：“继续前进，不要与敌纠缠。”李作鹏回电曰：“敌人主力于此，我们就在这里打。”并命令部队迅速抢占厉家窝棚车站、半拉门、姜屯一线。果如所料，廖耀湘已改变南出营口计划，决定东退沈阳，正遇将军阻击。此役，将军所部十六师及十八师，阻敌三个军之攻击，为辽沈战役全歼廖耀湘兵团立下首功。余问将军如何知敌之主力？将军笑答曰：“枪一响，便知之。杂牌部队没有这么猛烈的枪炮声！”李作鹏时任东野六纵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
是役，李作鹏设指挥所于某农家，披大衣坐炕上指挥。始闻枪声越打越激烈，人皆惊慌，将军纹丝不动。继炮弹落四周，震屋宇，将军亦不动。后闻马蹄声声，敌骑兵至，有人提议调部队增援，将军仍不露声色。忽闻三八一团一连阵地被敌突破，将军起立，曰：“速叫该营营长来，枪毙！”一营营长闻之，拼力夺回阵地，免死。石冠军曰：“辽西战役打了两天两夜，李作鹏将军两天两夜未眠，指挥若定，稳如泰山。”
李作鹏将军言：辽西这一仗打得很惨烈，四十三军打掉了九个连队，每个连队只剩下七八个人，堵住了廖耀湘主力向沈阳撤退。电影《大决战》只写四十军胡家窝棚之战，而不写四十三军姚家窝棚之战，是不公平的。
1948年，第四野战军南下。李作鹏率四十三军势如霹雳，威震南国，直捣广西，生擒白崇禧主力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于广西博白。李作鹏曰：“当时陶铸对我说，张淦被捉消息传来，林彪高兴得跳起来。”林彪向来严肃，不知跳起来是何动作？
解放海南岛，时任四十三军军长的李作鹏指挥部队渡海。部队乘帆船前进，中途风停，帆船无法前进。各部队纷纷请示：是否返回？将军当机立断：“用橹摇，用浆划，只许进，不许退，退者军法严处。”四十三军船队继续奋勇前进，顺利登岛。将军事后曰：“当时部队营以上才有电台，连以下各船根本无法联络，如何下命令返回？”人皆服之。
战争年代，决心撤退比决心进攻更难
余问李作鹏将军：“《大决战》中的林彪演的如何？”答：“假林彪。”问：“罗荣桓呢？”答：“假罗荣桓。”问：“刘亚楼呢？”答：“假刘亚楼。”又曰：“罗荣桓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会抬高自己，贬低林彪。若罗荣桓在世，此片肯定通不过。”李作鹏言，写林彪的书大多数写得不像，只有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好一些。
李作鹏言林彪：“林彪性格内向，平时沉默寡言，但他说的话都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句是一句，能一下子抓住中心，抓住要害，没有大话、废话、空话、套话。在与林彪共事中，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阴险的地方。”
李作鹏又言，林彪作战谨慎细密，决策大胆果断。东北解放战争中，林彪决定的两次撤退都是正确的。一次是1945年11月，我军才进关，中央军委要求林彪在锦西打一仗，消灭敌人一两个师。林彪亲自到上下齐台观察我军与国民党军作战情况，觉得对方武器装备强，不能与之硬拼，提出了“忍、等、狠”的指导方针，果断下令部队撤退。第二次是四平撤退。
李作鹏言，1946年5月18日，四平撤退前一天夜晚，林彪面无表情，召李作鹏曰：“你，到四平东面去看看，到底怎么样？能不能守得住？”当晚月亮很大，前方枪炮声渐稀疏，李作鹏直奔四平东面的塔子山阵地了解情况。下面的基层指挥员一致认为，不能再守下去了，再守下去，一部队要打光，二也守不住。东面守不住，而西面还在打，敌人就会包抄过来，西面部队也会被包围，甚至被吃掉。李作鹏立即拍电报给林彪，陈述了“不能再打下去”的意见。是夜11点，林彪果断下令四平守军全线撤退。
李作鹏言，刚进关时，毛泽东催着打几个大仗，在山海关、锦西打大仗，阻止国民党进军。林彪看不能打，也不报告，就自管自撤了。打四平也一样，林彪撤退后才向中央报告：部队已于5月18日撤出四平。在这两个问题上，历史证明，林彪是对的。在战争年代决心撤退比决心进攻更难。
115师代师长陈光的不幸结局
东北民主联军撤退到哈尔滨后，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此后林彪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李作鹏言：“此前另一位领导人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兼第一政委，地位高于林彪。当时批评他的错误有三条：一是和平幻想思想；二是主张守大城市；三是对前方支援不力。我们部队撤到了哈尔滨后，特别是打了秀水河一仗后，把局势稳住了，国共双方成对峙状态。这时，毛主席决定让林彪当东北局第一书记，这点是非常英明的。主要是下面干部意见很大，黄克诚的意见是主要的。黄克诚这个人很不简单，他敢于提自己的看法。高岗和陈云都是支持林彪的。在哈尔滨开了会，纠正了相关领导的错误。林彪出事后，陈云讲，这个会是正确的，不能否定。”李作鹏继而忧心忡忡曰：“四野战史，陈云当顾问能写好，可惜去世了；别的人当顾问，要实事求是写，我看比较难。”
1950年7月23日，原八路军115师副师长、代师长，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区司令陈光突然被扣押，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同年10月，陈光被押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三年后，赫赫名将陈光在这座小楼里自焚身亡，此即军史上骇人听闻的“陈光事件”。
谈及建国初期的陈光事件，李作鹏既惋惜不已，亦懊恼不已。
将军言，陈光资格老，是员猛将。红军时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抗日战争时任115师副师长、代师长，一直是林彪的得力助手。在延安时，他因一件小事与林彪吵过一次架，结下了芥蒂。林彪在陈光问题上心胸不宽，记仇。到东北基本上没有重用陈光，让他在地方部队工作。南下到广州只让他当广州警备区司令，太小了。那时叶剑英是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我是广东军区参谋长。
李作鹏言，当时之所以要抓陈光，主要罪名是讲陈光要叛敌，出逃台湾。陈光对职务安排不满意是有的，经常发发牢骚也是有的，但还不至于通敌叛逃。比如他曾跟我说，解放海南岛不用打。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他可以和在海南的陈济棠联系，叫海南岛部队起义，但要给他一个广东军区司令的职务等等。
陈光脾气暴烈，动不动就拔枪示威。李作鹏言，当时谁都不敢去抓他。最后想来想去叫我带兵去抓，因为我和陈光关系比较好。李作鹏为此邀陈光至广州荔枝湾泛舟游玩，借机解除了他住处的武装，并诱捕之。李作鹏言，原来讲陈光住处藏有武器，其实我们去搜查时什么都没有。调查陈光案时，许多事都是莫须有的。后来，我到武汉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陈光得知后要求和我谈话，我没有与他谈，因为经请示不同意。陈光因此彻底绝望，将被褥、凳子等堆在一起，自焚了。将军言此长叹息：“可惜可惜，遗憾遗憾，我对不住陈光！”
为什么没有阻拦林彪起飞
建国后，李作鹏曾任解放军兵团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总参军事训练部部长、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等职。据云，将军任海军政委期间，海军大院中，若小孩啼哭，曰“'李瞎子'来了”，哭声即戛然而止。
“文革”前期，林彪整罗瑞卿时，李作鹏积极参与。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李作鹏曾拍桌大骂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
李作鹏言，“九大”后，林彪和“四人帮”矛盾日益加深，逐渐趋于白热化。据我了解那时林、江的斗争就很激烈了。非常激烈，不是一般的激烈。当时，军委办事组曾密商对付“四人帮”之计划，如黄永胜专门对付江青，李作鹏专门对付康生。将军认为：“我们都是跟毛、周南征北战的人，对战争中过来的人有感情，而'四人帮'对他们的感情与我们不同，这也是一个重要分歧。”“文革”中某日，将军曾亲眼见林彪拍桌大骂江青：“无名小卒，混蛋！”
李作鹏告余，“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前两个小时左右，周恩来打来电话，告之：“北戴河林彪的飞机起飞，必须由我、黄永胜、吴法宪和你四个人同意才能起飞。”将军问：“为什么？”周曰：“夜航不安全。”将军当时心想，总理不懂飞机，其实夜航最安全。所以，当林彪的飞机报告起飞时，李作鹏并没有明确阻拦。次日，李作鹏专门写报告上报，周恩来在报告上签了字。
李作鹏告余，当时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法定接班人，职务高于周恩来。他的飞机要起飞我敢阻拦吗？其实那天，若真想要阻拦林彪飞机起飞非常容易，当时离林彪起飞还有两个小时，中央警卫团有一个营在北戴河，下命令派辆车在跑道上一堵，不就成了。将军言此难免疑惑。
1996年3月25日，余访伍修权于北京。伍老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伍老言，李作鹏受审时，头脑相当清楚，小事承认痛快，大事决不含糊。如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将毛主席南巡谈话内容密告黄永胜事，李作鹏供认不讳，但强调两点：一南巡谈话内容，是刘丰主动对他说的；二他告诉黄时，特意交代不要告诉吴法宪和叶群。这两点狡辩，目的是摆脱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干系。
1971年10月，李作鹏因“九一三”事件被押，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作鹏在狱中曾致信海军党委：“我除心脏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长寿。1971年冬和1976年由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及其他用品（1976年送来的是海军改装后的衣服），现在多已破旧，需要更换。因此，可将我的私人东西（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么，由他们帮我解决。同时，我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尤其是今未就业的，困难更大。我有的东西，可以救济，以免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据说我家被抄两次，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丢失不少。我对此非常愤慨。请你们予以追查，按党的政策处理。现由李冰天（李作鹏之子）等人前来接洽，希予指教。敬礼，海军强大。”
“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
李作鹏出狱后落户山西太原。组织上要求他改名，将军不愿，经再三工作，始答应，化名为“李明”。将军告余：“李明就是明人不做暗事。”
是时，李作鹏每月生活费350多元，与1955年授衔时差不多。李作鹏戏言，1955年一瓶茅台酒8元，350元可买43瓶茅台酒，现在350元只能买一瓶茅台酒。将军继言，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吃得饱，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中国的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得多。楼下有一工厂干部，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连400元都不到，生活更困难。
李作鹏晚年酷爱读书，尤喜读人物传记等军史党史作品。读《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作鹏曰：“毛泽东不可能那么干，我觉得毛泽东不是那种人。”读香港出版的《谁杀了林彪》，李作鹏曰：“胡编乱造！这本书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林彪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晚年编着了有关罗帅的三本书，送李作鹏征求意见。不料李作鹏竟在书上批道：“罗帅是伟大的政治家，不是军事家，在东北战场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仗是林彪指挥打的。”（大意）有人告李作鹏，1989年中央军委就公布了33位军事家，罗帅名列其中，你怎么说他不是军事家呢？李振振有词：“实事求是说，他是位政治元帅。抗日战争时在山东，我是参谋处处长，很多事情都是我处理完了再向他报告，特别是军事上的事。在东北，他身体不太好，军事上的事他过问不多。罗帅在四野口碑很好，他擅长政治工作，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
李作鹏告余，晚年已完工两部战争回忆录及两部“文革”回忆录，共100万字。有书商与之谈出书事，曰：“须改名，方可出。”将军曰：“我李作鹏就是李作鹏，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书商曰：“若不改名，只有送国外出。”将军对曰：“不，我是中国人，决不到国外出书。中国能出就出，否则存给老鼠啃掉。”书商摇首而退。
1995年7月8日、9日、11日，余三次在山西太原采访李作鹏，2004年遂成此文初稿，并寄将军审读。同年5月4日李作鹏将修改稿寄回并致函曰：“你要写的我的逸事，恐怕目前不是时机，出版自由并无完全开放，可能发表不了。”不幸竟被将军言中。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将军去世，新华社破例发布了消息，我终于再次将此稿重新整理出来。此刻，夜深人静，斗转星移，往事如烟，唯有将军当年赠送的“江河万古流”五字书法条幅仍醒目地摆在我的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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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
一
1993年的夏天，笔者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介绍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着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乎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流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请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那人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李作鹏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二
5月16日，恰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做伴，准时于上午10时到达李作鹏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分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底气很足的声音，加深着我们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依旧一派军人举止。不知他是怎样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忙说道：“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评律师
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签名是手写体）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
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
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
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我转手将李诗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李作鹏可能是担心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洋。”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李阼鹏还是那种刚硬的“狗屎”脾气，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历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有些道理。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某些要害，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糊，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可想像！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我于是撇开话茬，转而问李作鹏：“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
我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李作鹏果然是破译密码的行家，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情景。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司令，年仅34岁。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什么时候发表？”“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可得保存好。”“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秘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勾起20年前审
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地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苏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李作鹏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放矢，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李作鹏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匡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际还甲的衣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五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得意，边笑边说：
“给你讲个故事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他一直流露着孩童特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说李虽然没受罪，她却吃苦了，身体比李还差。董夫人是当年的红小鬼，因李作鹏案受到关押审查。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牵扯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李作鹏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由于我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怨尤，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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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前，各苏区的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长征。那么长征期间红军兵力发生了哪些变化？长征到达陕北时红军还有多少兵力？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毛泽东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说：“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
那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到底是3万多人，还是2.5万人？各路红军长征胜利分别保存了多少兵力？
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有哪些变化？到达陕北时保存了多少兵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军委第1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设4个梯队）、第2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组成）和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共8.6万余人。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军过湘江后，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据统计，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的兵力总数约为3.7万余人。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夹金山后，于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人数已减少至2万余人。
1935年9月，在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原第1、第3军团）编为陕甘支队北上。编为左路军的红5、红32军（原第5、第9军团）尔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据《彭德怀自述》回忆，当时编为陕甘支队的红1、红3军计1.4万余人。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此时的兵力总数约7000余人。
1935年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全军共1万余人。
一年后，部队有所扩大，到1936年8月底，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3万余人。其中在根据地内扩大1万人（地方部队在内），东征时在山西扩大8000余人。3万余人的数字，在1936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参谋部给共产国际的实力统计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参谋部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约8000人，第15军团约6000人，直属部队7300余人，地方部队6000余人，红军大学800人，在陕南的红74师2000余人。以上共3万人。
综上所述，红一方面军主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力约7000余人。后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兵力为1万余人。1936年8月，在陕北的红军部队发展到3万余人。
二、红25军长征期间兵力有哪些变化？到达陕北时保存了多少兵力？
1934年11月，红25军出发长征时，撤销师的建制，军直辖3个步兵团（第223、第224、第225团）和手枪团，共2980人。
12月，红25军进入陕西南部，开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5月，红25军主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
1935年7月，红25军从陕西沣峪口地区出发继续长征时，全军4000余人。
9月，红25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时，全军共有3400余人。
三、红四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有哪些变化？长征胜利时保存了多少兵力？最后到达陕西时有多少兵力？
1934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共5个军（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第33军）、11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25师、第27师、第88师、第89师、第90师、第91师、第93师、第98师、第99师）、33个团，再加上补充师、红军大学（原彭杨军政干校），妇女独立1团、2团，炮兵团、特务团，共8万余人，加上随行的党政机关、医院和工厂职工等，总计约10万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9月，红军总部为左、右两路军。一方面军的5军（原红5军团）、32军（原9军团）编入左路军，后随四方面军行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辖第4军、第5军、第9军、30军、第31军，共5个军。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红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0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第30、第31军伤病员800人，总计是3.81万人。
总直属队：红军大学1215人，党校433人，总司令部57人，一局112人，一台38人，总卫生学校216人，供给处225人，通信营368人，各路司令部及地方机关约2000人，共计4664人。
红四方面军5个军和直属队共计3.81万人，再加上总直属队4664人，总人数为42764人。这个数字同毛泽东于1936年10月16日致电彭德怀所说的“四方面军据朱电云有四万人”，差距不大。
1936年10月25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指挥红30军、红9军、红5军6个师16个团及直属部队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关于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说“人数两万两千”。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说，西路军过河人数约2.12万人。红四方面军战史说“共渡过两万一千八百余人”。由此分析，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约2.2万人左右。
红四方面军除西渡黄河部队外，留下的红4军、红31军和方面军直属队一部分，人数约在1.2万人左右，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6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该电报说，“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约一万二千人”。
可见，红四方面军最后长征胜利到达陕西的人数约1.2万人左右。
四、红2、6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期间兵力有哪些变化？长征胜利时保存了多少兵力？
1934年8月，红6军团奉命西征时，全军团约9700余人。西征途中，红6军团遭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特别是在甘溪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红2军团）会师时，3300余人。红3军（红2军团）同红6军团会师时，全军约4400余人。两军团合计约7700余人。
红2、6军团行军作战中，虽有不少减员，但曾有很大补充。两军团从贵州黔西、大定、毕节退出时比从桑植出发时增加了3000余人。到达盘县时尚保持桑植出发时的数目。到达云南中甸时，比桑植出发时约减少1000名，约1.6万人。
1936年7月，红2、6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数为1.43万人。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2、6军团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第32军（红9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关于两军会师时的兵力数，任弼时1936年11月在《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一文中回忆道：“现在两军团人员共计一万四千，比桑植出发时少三千余。”
关于红二方面军兵力数量，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据1936年9月1日统计：第2军团7643人，第6军团4059人，第32军2677人，共计1.4379万人。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此时，红二方面军尚有兵力1.1万余人（一说1.33万余人）193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二方面军约一万人已与一方面军回合与定边、环县地域。”红二方面军是各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小的。长征出发时1万余人，到将台堡会师时还是万余人。
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毛泽东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主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时约7000余人；红25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兵力约3400余人；红四方面军除去牺牲的西路军2万余人，保存下来约1.2万人；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时人数为1.1万余人。总计，红军长征胜利最后保留下来的兵力3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