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作品以独特的感官形象、绵密的思绪和强烈的音韵美著称于世。他短暂一生中的创作时期仅持续了不足4年， 然而，其作品数量之大、质量之高足以使他位列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列。
济慈的美学思想
从文学接受史上来看，济慈在世时并未得到公众的强烈认可，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他对“美”的极力表现有一定关系。由于当时社会中弥漫着浓厚的革命情绪，而济慈的诗歌似乎并不热衷于抒发这类情感，反而着重表达遥远的思绪和对美的向往。因此，他在世时并未像拜伦一般，得到世人的欣赏和追随。然而，自济慈去世至今，他在诗坛的地位不断上升，得到评论界的更多关注。相对而言，拜伦的声望则有所下降，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美”的永恒追求，同时也符合文学接受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从作品本身来看，济慈的诗歌所表达出来的意象美、音乐美和结构美都极具特色，因此他常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poet of poets），甚至有评论家认为他的诗，尤其是颂诗“堪称英语美的终极体现”。这样一位对“美”执着追求并极具表现力的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美学观念，但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不同，济慈生前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诗论或撰写自己的“美学宣言”，甚至曾表示诗歌“足以自辩，……无需任何评论”。尽管如此，人们在其身后出版的大量信件中仍能发掘出一些独到的文学见地，借以探索他的诗歌美学思想。
总的来说，济慈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以“真”与“美”的辩证关系为核心，将“美”作为诗歌的要旨前置（foreground），对诗人提出“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和“无个性”等要求，以被动包容主动，以诗人对自我的节制激发读者对美的感悟。在英国文学史上，济慈不属于“哲思诗人”（poet of ideas）一列，他的诗歌不追求新异的主题，往往探讨的是“人生艰难”、“生死逆料”、“自然慰藉”等常见诗题。 从很大程度上讲，济慈的文学成就不依赖于其诗歌哲理的深邃莫测，而建立在其诗作带给读者的美的享受。因此，济慈的诗歌创作也映证了他将“美”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的思想。
纵观济慈的创作生涯，读者可以发现，对“真”与“美”的思索贯穿于其思想始末。在诗歌创作的初期，济慈就明确意识到艺术上的“美”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并不相同，后者主要与个人感觉的愉悦、快乐相关，而前者则涉及诗歌素材透过“诗人之眼”（poet’s eye）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与直观形态的美丑并没有直接联系，也不等同于常人内心所感受到的愉悦和满足。他的诗中不乏对痛苦、死亡、忧伤甚至丑陋的描写，但这些诗笔往往能够升华为“美”，这种艺术美的产生需要调动诗人和读者的共同情绪，使素材中“令人不快”的因素转而激发出读者的强烈情感。济慈曾在信中断言，“任何一种艺术的高超之处就在于强烈动人，能这样就会因其与真和美紧密连系而使一切令人不快的成份烟消云散”。 这封信撰写于1817年12月，是济慈创作生涯的早期，可以发现，他此时已经意识到“强烈动人”的艺术能够“引人深思”， 其产生的效果也能使艺术创作同“真与美紧密连系”，但他还未将真与美的具体关系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中，“真”与“美”的相互联系得到了艺术性的表达，而诗歌结尾处那对著名的诗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就包括/ 你们所知道、和该知道的一切” （“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that is all /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则更清晰地点明了真与美的直接关联。尽管“‘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句引言在诗中所处的含混语境造成了批评家的理解纷争， 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似是而非又戛然而止的论断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阐释空间，也使这首诗超越了一般的状物颂诗，引发了人们对艺术之“美”与“真”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使这首诗具备了元诗歌的雏形。很显然，“美=真”这一等式是艺术层面上的，而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判断模式，它的指涉范畴和艺术创作中“美”与“真”这两者的沟通方式都具有更深层的意蕴。要进一步发掘这个等式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就需要考察同一创作时期内，济慈诗歌里“美”与“真”的含义。1819年是济慈的创作成熟期，短短数月间，他就写出包括“六大颂诗” 在内的大批佳作，这一创作高峰期非常短暂，但连续性高，“六大颂诗”均对希腊文化和艺术做出或明或暗的影射，形成了一个连贯、有机的艺术整体，从客观上为读者理解“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中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提供了较为连续的背景。读者可以发现，在这一时期，济慈通常将“美”描绘为短暂、易逝的，甚至把这种特征当作“美”的本质来表现。例如在《忧郁颂》（“Ode on Melancholy”）中，诗人描写温婉的女子“与美共居一处”， 但紧接着就对“美”做出这样的限定：“美呀——有着必死的劫数”（“She dwells with Beauty-Beauty that must die”）。在《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中，诗人也同样叹息“‘美’保持不住明眸的光彩”，美好的事物如梦似幻，总是难以把握。然而，在《希腊古瓮颂》中，诗人借描绘古瓮上的图景，嫁接起美与真的桥梁：绿叶、青草、春天、美少年和恋人等唯美的形象本不能永恒，然而在诗人的笔下，它们定格于古瓮之上，动静交融，美少年渴望亲吻恋人，但在静态的古瓮上，两人将永远保持一种“求而不得，不得而复求”的状态。此时，古瓮本身便成了艺术的化身，将“美”与“真”勾连起来，短暂、易逝的“美”与恒久的“真”不再遥不可及，诗人的想象为两者架设通途，从而形象地表达出济慈的美学构想。诚如一位著名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这首诗的重要之处和过人之处不在于古瓮上的情节或诗中所描写的内容，而在于诗人对一件艺术品的反应是如何塑造和预示了读者对这首诗本身的反应。” 这一评价不仅说明《希腊古瓮颂》对“美”与“真”的表现和探讨包蕴了元诗歌的雏形，还指出了诗人的某种能力在表现诗歌思想方面的催化力量，这就是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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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思想史》 目录
2书名页
3版权页
8前言页
12目录页
15第一章 早期文学中的宗教思想与人文精神
22第一节 《贝奥武甫》中的救世意识
26第二节 基督教宗教诗中神性与人性的对话
29第三节 威廉·兰格伦的宗教道德观
31第四节 约翰·高尔的人生观
34第五节 早期短诗中的人文呼唤
38第六节 乔叟的人文主义创作思想
56第七节 骑士文学中的人文诉求
71第二章 人文主义思想的兴盛
75第一节 托马斯·莫尔：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
85第二节 埃德蒙·斯宾塞：秩序与和谐的倡导者
96第三节 菲利普·锡德尼：诗学思想家
107第四节 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典范
136第三章 启蒙思想的全面展开
138第一节 弗朗西斯·培根：充满科学精神的人文主义者
146第二节 约翰·洛克：经验主义的奠基者
153第三节 托马斯·霍布斯：现代政治制度的奠基人
160第四节 本·琼森：高举现实主义旗帜的戏剧大师
167第五节 约翰·多恩：玄学诗体的开创者
173第六节 约翰·弥尔顿：永不屈服的清教革命者
184第七节 约翰·班扬：义无反顾的新教殉道者
193第八节 约翰·德莱顿：英国现代戏剧理论的奠基人
207第四章 理性主义与感伤主义：思想的交锋和流变
209第一节 笛福和英国政治哲学
220第二节 亚历山大·蒲柏与新古典主义
228第三节 理查逊和菲尔丁：引领道德风尚的一代宗师
246第四节 斯威夫特对理性至上的批判
255第五节 斯特恩的观念联想和眼泪
264第六节 谢里丹：感伤剧的终结者
269第七节 塞缪尔·约翰逊：保守的新古典主义宗师
282第五章 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
284第一节 布莱克的早期浪漫主义思想
292第二节 彭斯的农民情怀
298第三节 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观
308第四节 “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浪漫主义气质
316第五节 浪漫主义时代的拜伦主义
324第六节 雪莱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332第七节 济慈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想
340第八节 卡莱尔的浪漫主义英雄史观
347第九节 阿诺德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批评
364第六章 批判现实主义思潮
367第一节 奥斯汀对社会风俗的观察与调侃
378第二节 萨克雷对上层社会的讽刺和批评
387第三节 狄更斯的浪漫现实主义思想
400第四节 托马斯·哈代的社会向善论
408第五节 盖斯凯尔夫人工业派小说的忧愤
414第六节 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主义抗争
421第七节 玛丽·雪莱的科幻恐怖小说引发的思考
429第八节 乔治·艾略特现实主义的社会关照
442第七章 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
444第一节 萧伯纳的现代戏剧理论
452第二节 吉普林的帝国主义思想与文学创作
458第三节 威尔斯和贝内特：承接传统的小说理论
468第四节 叶芝论抒情诗的叙事策略
478第五节 艾略特的象征主义诗歌理论
485第六节 奥威尔的知识分子观与小说创作
492第七节 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
499第八节 狄兰·托马斯的语言观
517第八章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526第一节 詹姆斯的现代小说观
535第二节 康拉德的早期现代主义思想
543第三节 劳伦斯的现代主义视野
551第四节 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思想
566第五节 伍尔夫的创新精神
581第九章 多元复杂的当代文学思潮
589第一节 金斯利·艾米斯的反现代主义文艺观
597第二节 贝克特的文艺美学思想
607第三节 多丽丝·莱辛的女性主义思想
616第四节 约翰·福尔斯的文艺创作思想
626第五节 戴维·洛奇的小说批评思想
643附录一 英国文学大事年表
657附录二 作家作品中英文对照
672附录三 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