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肖像（油画）
契诃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与欧·亨利、莫泊桑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
对中国的许多文学爱好者来说，一提到契诃夫，就会想到汝龙。在中国文学翻译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作品，最为传神地表达了原著的精髓。
近日，一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六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等共同主办的读书会，以“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为主题，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契诃夫和汝龙之间“穿越时空的握手”。
让中国读者懂得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
汝企和（《契诃夫小说全集》翻译者汝龙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就像别人评价的那样，我的父亲汝龙是“一个富有理想，以翻译工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他一生翻译了一千多万字的作品”。
一千多万字的译作，父亲是怎样做到的？
为了专心翻译，在上世纪50年代父亲就辞去了大学副教授和系主任的工作，后来的岁月基本上都是在独立翻译的情况下度过的。他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
每到夜深时，只有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
解放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人们很少能够看到俄语书籍，所以当时父亲只能通过英语的译作来转译契诃夫小说。解放后，父亲为了使译作更加忠实于原著，从头开始自学俄语，并买了俄语的契诃夫全集，将以前转译的契诃夫的几乎全部作品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期间他所花费的心血，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
他常年的工作状态并不是很舒服的：由于长年伏案，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他仍不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他常说，对疾病就得像打仗一样，你咬牙顶住，它就退缩了。
“文革”时期，父亲遭受沉重打击，身体大不如前，吃得差，病也得不到很好的医治。然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对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且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文革”后，父亲计划着要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然而，由于重病缠身，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在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他最挂念的就是尚未完成的翻译工作。
父亲是国内文学译作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译作非常流畅，深得读者的喜爱。正如巴金先生所说的：“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
父亲对古今中外的小说都非常熟悉，每当谈起文学名著，他都会两眼放光，脸上的表情格外生动。他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他常说，每当脑子发木、感到翻译的语言不流畅时，他就要拿出《红楼梦》读上几页，再回来翻译，笔下就顺畅了。
父亲对当代文学也很关注。他晚年时，我姐姐借来了金庸的小说，他一看起来就放不下，常常一口气看到天亮。对张洁、蒋子龙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也十分赞赏。
父亲对翻译有他独特的理解。他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要想感动读者，你自己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翻译出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永远映照着人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童道明（翻译家、契诃夫研究专家）：汝龙先生在“文革”时期坚持翻译《契诃夫小说全集》，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力量。
我们把汝龙先生的翻译跟后来人的翻译相比的话，就会发现汝龙先生的译文绝对是最短的、最简洁的。
这种简洁代表着一种功力。如果没有他那样的文字功力，是做不到那样的简洁的。而这正是我们难以企及的。
今天，喜欢契诃夫的人越来越多。作家爱伦堡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 《重读契诃夫》，里面有一句话：“如果契诃夫没有那样少有的善良，就写不出他后来写出的那些东西。”我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十分在意，后来才意识到这句话太有道理了。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共识，认为契诃夫可以说是最善良的俄罗斯作家。在翻译契诃夫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契诃夫的剧本里面没有反面人物，他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写人和人冲突的作家。
在我看来，契诃夫的作品是值得阅读的，它永远都不过时，也永远都在映照着人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两位善良的人实现了跨时空的对接
刘文飞（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获得者）：我想，今天我们坐在一起，以书与阅读的方式来纪念契诃夫、纪念汝龙，是我们大家在传接一种东西。
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过，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是为自己写作，也不是为自己同时代的人写作，他真正的读者一定是活在后代中间。我们经常说一个作家、一个戏剧家不朽，换一种说法，就是你要让后代人也喜欢你，这就是艺术和文化的力量。
今天的这个读书会，让我联想起中国的一幅名画《富春山居图》。它曾差点被烧毁，抢救回来以后，一半收藏在浙江，一半收藏在台北故宫。后来两地联合将其展出时，那个展览起的名字就叫“山水合璧”。
首先，《契诃夫小说全集》 这套书本身展示的就是一种文化的拼接，或者说“合璧”。
其次，它具有一种握手的意义。这套书就仿佛是契诃夫和汝龙穿越时空的握手。
我曾经去参观过契诃夫故居。你如果去过契诃夫的庄园，你会被他的善良所感动。契诃夫是平民出身，不是很有钱，他发财后才买了一个庄园。这个庄园里一共有八间房，契诃夫为自己挑的房间是所有房间里最小的一间。他父母的房间、弟弟的房间、妹妹的房间，都比他的大。家里人很多，这显然是妨碍写作的。最后，他找了一个小角落，建了一个非常小的房子，然后躲在这个房子里写出了《海鸥》，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就叫“海鸥小屋”。
契诃夫买了庄园后不久，当地发生瘟疫。他也是一名医生，地方当局就和他说，你能不能给大家看病？他就把自己的家当做诊室，接待患传染病的人们。而且，自己种药，一分钱不收给病人用。当时和我同行的一位学者就说了一句话，“在文学作品中，契诃夫从来不指点别人怎么生活，不开药方。但在生活中，他到死都一直给别人看病。”
有一次，契诃夫到其他地方给人看病的时候，路上看到一个苹果掉在地上，他就把它捡到路边，这样免得苹果被行人踩到。大家一定要记住，他当时已经是俄国最有名的作家了。所以，我觉得契诃夫身上的善良是一种生产力，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存在方式、生活方式。
几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写关于汝龙翻译契诃夫的论文时，我有机会看到了汝龙先生以前翻译时用的那张写字台。我特别感动的是，他的家人把他当年工作的场景留了下来。当年，汝龙先生在写字台上翻译，他的夫人就在缝纫机旁翻译。看到那个场景，我就说真应该做他们两个人的雕塑，一个放在写字台上，一个放在缝纫机台上，一个人在翻译契诃夫，一个人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画面，也会雕刻到我的脑海里。
今天，《契诃夫小说全集》的出版，让我们觉得，汝龙和契诃夫这两位善良的人实现了某种对接，或者说握手。
第三点是，这套书的出版和它现在、将来的读者也会构成一种对接。我们常常觉得，文学经典原文就像高山一样岿然不动，而译文和它的读者就像流水一样。而汝龙先生的译文也像高山一样，它与原作好像两座高峰，共同和读者构成对接关系。并且，这种对接是进行时态，永远会有新的读者出来，就像今天读书会的主题“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善良的契诃夫》，后来我被邀请去传媒大学谈契诃夫，我就想把这篇文章复印出来发给同学们。我就去我家对面的复印店，复印店店主是一个三四十岁的河南人。他一边复印一边说，契诃夫我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以前我们课本上有。我说你记得的是哪个作品？他一下说出了三个作品，一个《万卡》，一个《变色龙》，一个《套中人》，如数家珍。一个作家在另外一个语言环境里能有这么持久深刻的影响，我觉得这就是契诃夫本身的力量和文学的力量。
四川美院很有名的画家何多苓，他的一幅画可以卖出高价。但他居然为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这个短篇小说画了40幅油画，出了一本连环画。在这本连环画里，诗人欧阳江河写了一个序言。他说：“我们这代人中的不少人曾热爱过契诃夫的小说，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喜爱，它有些类似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喜爱。从某种意义说可以把这个喜爱看作我们这代人的集体的青春病和内心情结，看作某种基本的人生感情……我将这一切视为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青春遗产。”一个短篇小说对于一代人精神与文化上的影响，让我震撼。
（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