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斯大林
书名：斯大林传
作者：(英)罗伯特?谢伟思
译者：李秀芳 李秉忠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
列宁留下取消斯大林总书记的遗嘱，斯大林为何没被撼动？以浪漫主义诗人闻名的早年斯大林，在前苏联建国起了什么作用？执政期间的斯大林，发动文化革命、清除异己、暗杀托洛茨基，有何历史隐情？前苏联改革，继任者如何处置斯大林的遗产？地缘政治中，斯大林如何玩转“三巨头”，如何“领导”中共，如何介入朝鲜战场？斯大林俭朴至极、居家有爱，为何妻子自杀、女儿背叛、儿子牺牲在战场？《古拉格群岛》的依据何在？
备受争议的斯大林，在争议中依然模糊不清。本书的目的是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位罪恶与功绩交织的历史巨人？为什么前苏联会一朝解体？一个傲慢与自卑、独裁与孤独、残暴与友爱相交织的“复杂斯大林”在书中异常清晰：从有才华的诗人到激进的革命者，从妻离子散到性格缺陷，从苏共领导人到发动文化革命、大清洗，从卫国统帅到世界强国，从红色“君主”到苏东解散再到普京时代，斯大林的每一步都体现着民族的、文化的、体制的、个性的、大国博弈的诸多因素。斯大林是制度的创造者，又是被制度操控的牺牲品……
作者简介
罗伯特·谢伟思：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俄苏史研究权威。长期致力于前苏联及当代俄罗斯、东欧政治、历史与社会研究。著作有《列宁：政治生涯》、《俄国革命：1900-1927》，《托洛茨基传》、《同志们：共产主义世界史》、《俄罗斯现代史》。
其研究以“有声有色的调研”和档案使用为特色，时常出乎西方学者意料。《托洛茨基传》因为一反西方观点，将托洛茨基还原为“冷血至极而无情到底”为英国知识分子不满。2010年，其《斯大林传》《托洛茨基传》因受到英国著名的俄苏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在亚马逊网站上恶意攻击，引发学界的空前支援，这桩匿名攻击案以费吉斯公开道歉结束。
译者简介
李秀芳，华东师范大学史学博士，师从沈志华教授，现任教于上海海事大学。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史、中国外交史；合著有《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等十余部著作。
李秉忠，南京大学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当代史及中东国家史研究。
书摘正文
众所周知的斯大林
约瑟夫?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制造了大规模的屠杀。从20世纪20年代到1953年他去世，斯大林权力膨胀，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化身。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起了一个政党、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专政体制。这种模式成为“二战”后全球三分之一国家进行社会转型的典范。列宁虽然建造了苏联，但在巩固和稳定这个国家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斯大林。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可能在1991年解体前的几十年前就垮台了。
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随之而来的党内领导人的竞争中获胜，这使大部分人吃惊不已。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维持统治，俄国共产党曾非常不情愿地做出了妥协。斯大林掌权后，不再接受这种妥协。斯大林在苏联推行工业化，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在农业集体化中丧生。随着劳改体系的膨胀，斯大林通过20世纪30年代末的“大清洗”巩固了其专制独裁。1941年，希特勒打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使斯大林猝不及防。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指挥苏联红军奋起反击，打败了德国国防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宣称东欧为其势力范围。不管怎样，斯大林的声望达到了顶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数百万的市民聚集起来哀悼。其实，这些市民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斯大林和他所倡导的政策。斯大林离苏联而去，而此时的苏联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工业重镇，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浓厚，他所遗留下来的恐怖机关和政治信条几乎举世无双。斯大林死后的苏联历史，主要是试图对其遗产进行一系列的保留、修正和清算。
斯大林自己没有写回忆录。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前，人们疏于对斯大林进行只言片语的描述，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概述，也鲜有人问津。即使有类似的文字，也充斥着对斯大林的嘲讽与轻蔑。1917年，俄国卓越的编年史家尼古拉?苏哈诺夫（Nikolai Sukhanov）对斯大林不屑一顾，认为他是“毫无生气的、迟钝的、头脑空白的家伙”。托洛茨基（Trotski）及其支持者，如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和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嘲笑斯大林毫无主见，缺乏个性，这点也被其他革命政党所认同，如被驱逐出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尽管他们的政治方向各不相同，但当他们描述这位列宁的继任者时，意见是趋于一致的。在他们看来，斯大林天资愚钝是不言自明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罗曼诺夫王朝于“二月革命”中垮台之前，他并没有徨徨不可终日地生活在流亡状态中。.斯大林既不通晓多国语言，也不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人员！这些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党的领导人中仅居二流。十月革命后的十年间，即使那些对斯大林态度温和的同志都认为，斯大林的长项是行政管理，国家的重要决策应该由他们做出而非斯大林。
带着勃勃野心和满腔愤恨，斯大林开始着手抬高他的声望。1920年，斯大林强调，列宁在和他的首次会面上，曾自谦是个不起眼的人物。斯大林此举的目的不言自明，他意在向众人暗示，恰恰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创建了共产党，而他就是要效仿列宁。这样，他无异于给自己勾勒了一幅自画像。但是，对斯大林而言，自我标榜是不合适的。1924年，助手伊凡?托夫斯图哈（Ivan Tovstukha）写了一本斯大林传略，其中提到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职务，但它充其量只是一本充满溢美与不实言辞的小册子。斯大林和他的同事总是强调他适应政治集体的渴望，但那些自我标榜的所谓的政治支持者，如列夫?托洛茨基（Lev Trotski）、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与总书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继续晋升以达到政治高峰，斯大林安排手下以他的名义提出更加严厉的要求。于是，赞扬斯大林的传记纷至沓来，赞美也一本比一本露骨。1938年，党中央委员会出版了一份由斯大林匿名主编的报告，其中内容严重夸大其词，将斯大林说成当代世界共产主义的天才。同时，将他描述成与列宁平起平坐的党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和全球政治家的意图日渐明显。对苏联30年代在工业和教育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留有深刻印象的西方评论家亦接受了这种评价。从1941年苏联陷入抗击纳粹德国的泥淖开始，对斯大林的赞扬就不绝于耳。美国《时代》杂志更是认为他独自一人坚韧不拔地领导人民取得了军事胜利，故对其赞赏有加，并将其作为年度人物。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爆发，西方同盟国家又把斯大林从英雄贬为无赖，为数众多的斯大林的崇拜者亦随之戏剧性地消失。但是，纵使在他的批评者中，也鲜有人再认为他是庸才。崇拜也好，憎恨也罢，人们仍然认为他是20世纪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一些人认为斯大林是列宁的正统接班人，他掌控着革命的方向，沿着列宁设计好的道路前行。而有些人则将其视为列宁主义最大的背叛者，认为他在鼓吹俄罗斯国家利益方面，与旧式君主毫无二致。他们认为，斯大林想达到罗曼诺夫王朝所没有实现的最大目标，这反映在他向西扩张的对外政策中。俄罗斯民族无论在宣传方面，还是在教育和社会地位方面，都享有特殊权利。因此，斯大林被描述成传统俄国帝国主义的拥护者。
斯大林的另一个主要形象是权力欲极强的刽子手。人们认为，斯大林一旦掌握了至高的权力，他体内潜伏的病态的欲望就被释放出来，并由此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屠杀。有人以为，如果苏联不是一党专政，大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们也相信，如果不是这位丧心病狂的统治者——斯大林控制了苏联共产党及其政治警察的话，这种政治戕害可能也不会在1937—1938年发生。斯大林的迫害方式不仅是监禁和暗杀，他在肉体和精神上摧残受迫害者的同时，还以最有失尊严的方式让这些人蒙羞。斯大林则从中获得深深的满足感。虽然他并不亲自参与，但斯大林鼓励暴力机关采取最惨无人道的手段去打击关在卢比扬卡（Lubyanka）监狱里的那些受害者。对此，斯大林欣喜若狂，这甚至使他最亲近的同僚都感到无法释怀的恐惧。用精神病来定义斯大林的性格也许会引起颇多争议，但不可否认这个人物性格中存在着许多极具破坏性的因素。这种个性是导致苏联“大清洗”的重要诱因。
斯大林只是保护一党制国家行政干部利益的、充满官僚习气的庸才？按照这种解释，党的机关管理者、警察机关和经济机关的人民委员都渴望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威和特权。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背弃了革命的承诺，斯大林对这些人的需要了如指掌。于是，斯大林利用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身份来满足他们的愿望。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一定也从中获利不少。行政干部要掌控特权缘于苏联国家和社会的高度紧张。1917年十月革命是以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名义展开的，但这部分人却被排除在权力集团之外，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为官僚阶层提供了机会。党和政府官员们如此肆无忌惮、训练有素，以至于形成了游离于社会其他人员之外的小集团，斯大林就是集中体现。
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的一年还没有一本传记问世。30年来，关于斯大林的资料被不断公开，不同时期的资料随着尘封的档案也揭开了各自神秘的面纱。这些档案都是应斯大林的继任者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要求面世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将斯大林从受人尊敬的共产主义领袖的地位上拉下来。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成为苏共总书记后，重新发起了反对斯大林的运动，并公开了斯大林的著作和为数众多的文献资料。但是，相关文献开放的爆发期是在1991年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掌权后。这时，大多数学者能够接触到有关斯大林的绝密档案。这段时间，是开展研究的黄金时期。原来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藏在莫斯科普希金大街的党的中央机关档案馆的档案向独立的学术团体开放，许许多多的档案得以解密。公开历史档案的过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不会一帆风顺。今天，人们可以近距离地，对斯大林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文化思想乃至私生活进行全面了解。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
俄国的作家们抓住了机会，其先行者便是苏共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韦杰夫（Roy Medvedev）。他于20世纪60年代就曾写书控诉斯大林。当时，这本书禁止在苏联正式出版，只能在坊间流传。其实，书中观点并不新奇。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愤世嫉俗，官僚气十足，且性格暴躁，阻碍了列宁革命理想的实现。戈尔巴乔夫统治时期，作家们试图进一步去剖析斯大林，德米特里?沃尔科戈塔夫（Dmitri Volkogonov）便是其中一人。一方面，他承认斯大林是一个凶残的独裁者；另一方面，他号召人们也要承认斯大林的优点，即他使苏联的工业和军事有了国际竞争力。后来俄国的传记作家们反对这种含糊其辞的态度，如爱德华?拉津斯基（Edvard Radzinski）。他将矛头直指其研究对象的精神错乱这一特点上，提出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沃尔克戈塔夫和拉津斯基的分析虽增加了新的史实资料为佐证，但并没有提供西方世界尚未了解到的知识。
西方史学家们很大程度上也停止了对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发展起来的传统观点的重新思考。他们的分歧集中在斯大林的性格、态度和政策等特殊方面，甚至对于斯大林是否应该为苏联“大清洗”运动负责，一直争论不休。美国学者约翰?阿奇?盖蒂（JArch Getty）提出，苏联的恐怖主义政策并非出于斯大林的本意，而是源于部分政治局成员的压力。这些人总是试图提升工业扩张的速度，引起了党和政府中低层官员的消极对抗。他宣称，斯大林仅仅是克里姆林宫内政客们的权力经纪人。照此推测，他只是为了与最高统治集团内的主导意见保持一致，才发动了大屠杀。这种观点非同寻常。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不承认古拉格（Gulag）的受害者人数有百万之多的作家，也坚称斯大林应为“大清洗”运动负责。
今天，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认为，斯大林发动了“大清洗”运动。但是，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大有人在，主要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怀念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对苏联解体深感遗憾。很多格鲁吉亚人也承认斯大林对苏联社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但对于那些攻击他们最著名的同胞的行为仍表示愤恨。我们中的其他人仍对此保持着异议。我试图通过几种途径来描述约瑟夫?斯大林生活中不为人知的部分。其中之一便是近距离地观察他的家庭生活、妻子儿女和其他亲戚，但这非常困难，因为斯大林已经将他的私生活从公开出版的资料中剔除出去，甚至，他还将一些对他非常了解的人处死或投入监狱。他的妻妹安娜?阿利卢耶娃（Anna Allilueva）就因为上呈斯大林回忆录的草稿待他评论，而被投到了卢比扬卡监狱中。终其一生，斯大林的性格是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这也正是他本人所期望的。关于这个人物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托洛茨基（Trotski）和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回忆录中。然而，这些消息来源充斥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斯大林进行进一步地剖析才成为可能。西蒙?塞巴格?蒙特弗洛尔（Simon Sebag Montefiore）、米克罗什?昆（Miklos Kun）对其私生活做了调查。他们甚至总结出，至少到其掌握专制权力时，斯大林在饮食和休闲方面的偏爱，都是极其不正常的。斯大林的很多随从认为，其对手夸大了他在性格方面的弱点。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政治生涯的途径。本书中我增加了斯大林在小学、中学，在早期党组织中表现的内容，并对其亲属做了调查，事实上，即使是他的身体及心理状况也是值得关注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斯大林的思想及行为极有帮助。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是探究列宁逝世之前斯大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几乎所有的传记都不认同他早已具备了作为一名政客的能力。关于这方面的阐述，本书得益于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亚当?乌拉姆（Adam Ulam）、罗伯特?麦克尼尔（Robert McNeal）和罗纳德?辛格雷（Ronald Hingley）在政治和心理学方面的视角。这些人的著作断定，在1917年之前，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重要性并不大。塔克坚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列宁的态度实际上仅仅是将其作为英雄来崇拜。列宁绝对权威的主导地位也是罗伯特?斯鲁瑟（Robert Slusser）研究的主要课题，他还将1917年时的斯大林描述为“错过革命的人”。据称，斯大林在1917年及以前，仅仅是列宁的小跟班。十月革命之后，人们仍相信这一点。而传记作家们则认为斯大林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幕后的一个沉闷的官僚而已。他充其量被描述为列宁的问题杀手，即遇到某一具体问题时离开克里姆林宫去处理紧急情况的那个人。但很少有人相信，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最高层中的一员，斯大林显然早已在共产党的统治集团中站稳了脚跟。本书接下来的几章就是要质疑这个早就被公认的历史观点。
传记作家们以为，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他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斯大林并非有无限的权力。他不得不费力维持他所继承的这一权力体系。当然，他可以做改变，但改变势必将动摇苏维埃的权力基础。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曾努力消除那些会限制中央命令实施的因素，如保护主义、地方主义和行政过程中的消极抵抗。当时，不光行政人员，就连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劳动者，都想方设法反抗莫斯科。因此，斯大林曾试图清除弥漫于苏联社会中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倾向。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开始，斯大林实施了新的政策，同时调整共产党内的秩序。但是这些调整措施引发了一系列利益问题，从而阻碍了进一步变革。人们习惯于将斯大林视为无坚不摧的专制领袖，毫无疑问，他可以在不引起政治局内部矛盾的情况下，采用新的内外政策。但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的个人统治是建立在他维持其所继承的行政体系不变的这一愿望之上，如果他想在不激起反抗的情况下继续统治苏联人民，还必须设法使自己尽可能与民众保持一致。
斯大林是苏维埃秩序的维护者，但他又受到这种秩序的制约。为了通过共产党专政实现他的专制统治，斯大林必须抑制他的冲动，即除去限制其专制统治的一切阻碍因素。虽然他权力十足，但并非毫无限制。这种观点并非一个好的学术观点，但有助于理解斯大林职业生涯的变迁。到了生命的末期，斯大林曾试图将苏联秩序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为了保存其个人和党的专制统治，他努力破坏安定的局势，因为这种安定与其更大的目标相冲突。但当时斯大林的权力依然受限，因此，他无能为力。
无论如何，斯大林的目标不仅源于他内心的驱动和实际的考量，也源于他的世界观。在成年后的整个生活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斯大林的指导思想，但并非思想中唯一的组成部分。其格鲁吉亚血统、文化修养和教会的培训都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俄罗斯民族传统在他的头脑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学者，因此，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很多创新都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粗糙地、半信半疑的发展。有时候，这些创新与其说是出于理智和真诚，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自利。但是，我们丝毫不能怀疑斯大林沉迷于信念时的真诚。我们应该看到，他孜孜不倦地阅读，将民族主义的情绪渗透到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斯大林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了民族主义，这不是教会、农民和农村的民族主义，亦不是沙皇的民族主义。虽然他对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和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极尽赞美，但对大多数以前的统治者都持批判态度。斯大林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与国家、技术、无神论、城市和军事力量相关的褊狭的民族主义。这个集合体是如此与众不同，几乎是斯大林的个人独创。实际上，它与列宁逝世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斯大林继续奉行实用主义的路线。他和世界大国的领袖们一起决断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使一些历史学家认定，斯大林是一个遵循沙皇传统的政治家。这种论点有一定道理。在国际事务会议上，斯大林非常渴望得到美国和欧洲领导人的重视，并获得他们对苏联利益的让步。在国内问题上，他也不遗余力地了解苏联本身的行政、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插手政策的制定，甚至细节问题的执行。总而言之，斯大林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统治者。
但是，他的心智是否健全、神智是否正常，仍是一个待解的谜题。斯大林如此极端和残忍地迷恋个人控制，使很多人都在思考他是否患有精神病。苏联历史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罗伊?梅德韦杰夫否认斯大林精神失常。罗伯特?塔克亦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认为斯大林的性格仅仅是受孩童时代经历的影响所致，并非临床意义上所谓的“疯子”。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同意上述说法，但他强调斯大林有着复仇和暗杀的不良嗜好。基于这些理论，一个新问题产生了，那就是斯大林试图消除的那些“敌人”的性质问题：他们难道是客观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假想敌？梅德韦杰夫、塔克和康奎斯特一致认为，斯大林的性格是完全失调的。随着档案的解密，斯大林在朋友圈子里表现得有多古怪，亦越来越清晰。20世纪20年代时，家庭氛围是造成其性格的主要因素，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Nadezhda）精神状态不稳定，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糟糕。因此，他在政治上疑神疑鬼，锱铢必较，残酷成性。总的来说，斯大林的性格是失衡的。
在他的家乡，尤其是农村地区，个人尊严和报仇雪恨的观念非常普遍。那么，斯大林的行为仅仅是其格鲁吉亚教养的反应吗？几乎每个传记作家都断言，这种状况对他后来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但是，格鲁吉亚文化并非一成不变。斯大林在哥里（Gori）和第比利斯（Tbilisi）接受了其他人所拒绝的理念，因此，将其个人行为和政治观点一味地归因于他的民族血统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他的朋友评论说，朱加什维利（Dzhughashvili）家庭不正常，造就了他古怪的性格；后来在革命运动中，他没有受到伙伴们充分赏识的经历，又使他古怪的性格雪上加霜；同时，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实践更强化了这种趋向。（布尔什维克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接受了1918年的红色恐怖，这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他们忽略斯大林的极端主义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所读的有关俄国统治者的书籍，也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关于伊凡雷帝的书籍。同时，他还对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君主论》作了注释。总之，许多因素交互作用，使斯大林变得残忍无度，凶狠无比。
斯大林的确夸大了反对者的力量和意图，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反对力量是无足轻重的。斯大林看似疯狂，其实他的头脑很清楚。康奎斯特和梅德韦杰夫已经指出，党内存在着大批批判者。盖蒂指出，各省官员对斯大林政策所表现出的消极抵抗让他感到不悦。科拉夫尼克（Khlevnyuk）指出，斯大林一直关注过去和当前党的中央领导成员。
本书要表明，斯大林的担心比他对党内批判者的关注要来得广泛和深入。事实上，他的确有一大批敌人，但他们中没有一人有太多的机会来反对他。被他打败的对手传播流言蜚语，一些下属暗中串通，形成一些反对他的小团体。有些党代表感到在1928—1932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斯大林的权力过度膨胀。更宽泛地讲，党外也有众多人对他怀恨在心，比如那些被布尔什维克党开除的牧师、农民，甚至还有工人和士兵。他不受欢迎的程度，如同其在顶峰时的权力一样大。斯大林为自己培养了一群反对者。这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斯大林是那个给国家带来灾难的人，他应该为此负责。而且，这种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改善。因此，当斯大林在政治上取得胜利时，他亦有很多理由感到焦虑不安。
接下来的几章为读者详细解读了斯大林的政治生涯。传记作家们不仅研究了斯大林做了什么，如何做的，还研究了他的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从领导人、行政管理者、理论家、作家、朋友、丈夫和父亲等不同角度来探究斯大林，他的社会背景、学习经历、民族、工作和休闲方式都被一一分析。斯大林独特的心理特征也受到关注，他的生活习惯、政治策略和政治才能也被纳入考查范围。
这种研究方法冒着使共产党的领导人“人性化”的风险。对此，我承认有罪。斯大林发动的大屠杀运动，除了“大罪滔天”、“残忍无比”、“卑鄙无耻”外，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描述。但我们从几个20世纪最嗜杀的政客们身上得出的教训是：将他们视为与我们完全不能比较的人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危险的。如果把斯大林、希特勒和波尔布特等人视为“动物”、“恶魔”或者“杀人机器”的代表，那我们就无法看清他们的继任者。在很多方面，斯大林表现得像一个“正常人”，但他事实上离“正常”非常远，有着强烈的统治、惩罚和屠杀的欲望。通常情况下，私下里的斯大林有时会表现得像一个愚蠢的人。但他也能很有魅力，能吸引很多朋友和民众，对他表现出热情和尊重。偶尔，他亦会表现得很谦逊，对亲戚朋友非常亲切，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思考良多。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大多数共产党员在斯大林大开杀戒之前，都以为其政治行为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当然，他们忽略了斯大林的另外一面，即在十月革命后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的那一面。内战中，他滥杀无辜；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也就是说，早在发动“大清洗运动”之前，他就是苏维埃国家的“杀人犯”。对其这一癖性的忽略是令人费解的，除非众多观察者没有注意到这个复杂的人、复杂的政客背后所隐藏着的“灰色”地带。斯大林是一个刽子手，但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一位管理者，一位政治家，一位党的领导人，是一位作家，一位编辑和一位政客。私底下，他是一位独特的默默奉献的丈夫和父亲，但他脾气糟糕，心智和身体都不健康。他很有才能，并可在不同时间、利用其聪明才智扮演适合其个人利益的角色。他令人迷惑不解，让人心惊胆战，也令同龄人着迷。然而，他生命中的那些男男女女们，大部分都低估了斯大林。因此，研究其复杂性，以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著名人物的生活及其所处时代，是历史学家们的重要任务。
列宁的遗嘱
列宁的遗嘱
1922年秋，斯大林与列宁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但他并没有和解的意思。在接受《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采访时，斯大林指责列宁歪曲了党的政策的内容。这种做法，实际上相当于学生指责他的老师。政治局成员中除托洛茨基外，还没有人如此毫不客气地给列宁写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增加了列宁对党的总书记的一些担心，他开始为把共产党留给斯大林而焦虑不安。当身体康复的希望渐渐渺茫时，列宁口授了一批信。按他的计划，这批信将在他去世后公开。因为列宁想要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出来，故它们以“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信”命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列宁遗嘱。
1922年12月25日列宁口授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他的同事们，即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Pyatakov），而莫洛托夫则是这份口授记录遗漏的领导人之一。因此，列宁就给历史留下了记录。其实，这份遗嘱主要关心的是上述名单中的两个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列宁说：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列宁反复思考了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敌对关系后指出：“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他认为，党的分裂将会危及苏维埃政权的存在。
列宁接着说：“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在列宁看来，危险在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将会实施偏袒两大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不同阶级的政策，这就会引发萧墙之祸，从而瓦解整个政权。
对于了解遗嘱情况的很多共产党官员来说，这种分析看起来一反常态。他们意识到了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体系中的孤立无援，没有忘记国内战争时期的外国干涉，也明白列宁为何指摘托洛茨基是可能给党的中央领导层造成不合的那个人。但是，列宁对斯大林的关心却使他们大吃一惊。在大多数人看来，根据“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即自1921年以来被称为“契卡”的报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都是政治继承的竞争中最有可能的赢家，甚至连捷尔任斯基也包括在内。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斯大林也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随着对格鲁吉亚的争论的逐渐升级，列宁做了最终的估计。1923年1月4日，他就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做了补充。列宁口授道：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列宁的计划仅仅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他没打算把斯大林从党的中央领导层中赶出去，更没想把他从整个共产党中开除。要是在1922年7月，这种观点不会被人重视，因为它仅仅是满足了列宁要解除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职务的要求。列宁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完美的政治“星象家”，对于1928年之后发生的大恐慌的程度，遗嘱中全完没有预料到。列宁作为内战时期实行恐怖手段的主要支持者，没有发觉斯大林将在和平时期实行更深程度的恐怖统治的可能性。1922至1923年的遗嘱，仅仅局限于努力剥夺斯大林最重要的管理职位。
关于格鲁吉亚事务的文件，被搬出来供列宁检查。他坚定地认为，尽管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人，但他们犯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错误。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中，列宁就已经承认：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声名狼藉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他还口授了一篇关于党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文章，对工农检察院提出了强烈批评。很显然，他就是在告诉旁观者，该机构的领导人斯大林是其首要目标。《真理报》的编辑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故意减弱了它的冲击力，但列宁的基本意图仍跃然纸上。此后，列宁又口授了一篇文章，即《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要求立即提拔普通产业工人担任政治职务。原因在于，只有他们才有在中央委员会中创造和谐的氛围并终结官僚主义做法的必要态度。这是斯大林将受到打击的又一个信号。
列宁继续向玛利亚?沃洛季切娃（Maria Volodicheva）和莉迪亚?福季耶娃（Lidia Fotieva）口授信函。虽然看起来他在娜佳?阿利卢耶娃面前不再谈及敏感的事务，但除了告诉秘书们将口述的一切保密，并将相关文件锁起来之外，列宁没有采取其他的预防措施。这就是他策划的使斯大林垮台的方式，而斯大林就是他所认为的对革命带来最大危险的那个人。列宁尚未摆脱过度自信的问题，这正是托洛茨基被其诟病的缺点。
如果列宁对他的秘书们了解得多一点，那他就不会那么粗心大意了。沃洛季切娃听了12月23日的口述内容后仓皇失措，心神不定，便与她的同事福季耶娃商量。福季耶娃建议她将口述文件的一份副本交给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斯大林看了口述文件后，大惊失色，但并没有停住前进的脚步。前几天，他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在帮助列宁与托洛茨基及其他人就当前政治问题进行沟通，因此，便与她发生了争执。克鲁普斯卡娅的行为违反了政治局的命令，斯大林在要求她确保按照医嘱来照顾列宁的同时，对她破口大骂。克鲁普斯卡娅坚称她自己知道怎么做是有益于列宁的健康的，并认为如果拒绝列宁与其他领导人进行政治接触的话，其身体的恢复会更加缓慢。她给加米涅夫写信，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还说在党内尚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一样粗暴地跟她讲话。但为丈夫的健康考虑，她没将此事告诉列宁。斯大林并没有试图制止列宁进行口述，他只是在执行政治局的命令。但是，他有理由认为，使他与列宁之间产生隔阂的事情终将会解决。
但是，几周后，克鲁普斯卡娅突然把斯大林对待她的行为告诉了列宁，列宁大发雷霆。虽然他自己也经常咒骂别人，但绝不会谩骂女性。斯大林的行为冒犯了他，因此，1923年3月5日，他口述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斯大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的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虽然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妻子的言行也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看了这封信，斯大林顿时目瞪口呆。他一直在试图弥合自己与列宁之间的关系，虽然列宁的口述和研究的成果会伤害他，但他仍允许列宁继续口述、继续研究。他还请列宁的妹妹玛利亚?乌里扬诺娃为他的事情辩护：“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他，要把这些方面都告诉他。”手里拿着这封信，斯大林努力地劝说自己：“说这些话不是列宁的本意，都是因为他生病了。”
斯大林半信半疑地胡乱地想着和解方法。他写道：“如果我的妻子做错了，你必须惩罚他，我将不会干涉。如果你坚持让我道歉的话，我心甘情愿地去给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道歉。”经再三考虑，他重新起草了一封信，承认自己大声斥责了克鲁普斯卡娅。但是，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做了政治局授予他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斯大林写道：
不过，既然您认为为了保持“关系”我应当“收回”上面那些话，我可以把它们收回，但我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错”在哪里，到底要我怎样。
每当斯大林想去道歉的时候，就好像往伤口上撒盐，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很难想象，他究竟如何以这样的方法来与列宁和解。但他是一个傲慢的人，不能让自己表现出更多的懊悔。看来，他马上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了。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因为列宁受这场纷争的影响，于3月10日心脏病发作。一夜之间，斯大林不用再担心列宁会发动一场反对自己的运动了。心脏病发作后，列宁被带到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尔基别墅，成了一个靠夫人娜杰日达和妹妹玛利亚呵护的残疾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虽然医生说一切都没问题，但娜杰日达再也不信他们的话了。他的健康状况受到了监控，格伯乌特工会将报告送到克里姆林宫，让斯大林随时了解情况。很快，斯大林便恍然大悟：列宁康复无望，死亡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但是，列宁口述的思想，对斯大林而言仍是一个威胁。这位行将就木的领导人将他的口述打印成文，但这些打印稿在哪里，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列宁办公室的秘书知道。不是每个政治局成员都对斯大林很友善，托洛茨基与他的关系就从未好过。因此，斯大林只能寄希望于另外四人中的一个。但是，对斯大林有利的，当属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期望在与托洛茨基争夺最高权力时赢得信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一个有价值的同谋，他们不愿意将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当然，他们和列宁一样，对斯大林的缺点了如指掌，但对他的能力和野心的认识，不如列宁深刻。因此，在未来数年中，他们低估了对付斯大林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斯大林能够熟练地耍手段的话，他可能会挺过这场风暴。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的代表大会被提上了日程。政治局想在这次会议上证明，即使列宁不在了，这个政权依然有效地运行着。本来授权托洛茨基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但他拒绝了。因此，这个报告就由季诺维也夫来做。而且，他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提前安排了其余的议程。
斯大林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列宁建议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Central Control Commission）进行结构改革，斯大林很聪明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列宁还希望提高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但斯大林优先考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不再在厂矿工作的地方党的领导人。通过这种措施，斯大林控制了整个会议的过程，并削弱了列宁的意图。
斯大林还作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他精心组织的话语中充满了狡猾，听起来就像一个进攻性十足的人。在报告中，斯大林谴责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并表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践都是正确的。其实，斯大林是在向人们暗示，他本人是沿着列宁制定的路线前进的。布都?穆迪瓦尼站起来说，斯大林和他的同伴们处理问题不公平。不过，这时候斯大林已经有时间来应对这个问题了。他让南高加索地区的领导人集中火力，攻击穆迪瓦尼。季诺维也夫也团结到了斯大林一边，要求穆迪瓦尼及其支持者彻底放弃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布哈林宣称，避免冒犯到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感情是非常重要的。但他也没有指出斯大林是成功实施官方政策的障碍。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列宁的鼓励，但也竭力避免公开攻击总书记。但斯大林身上的压力越来越集中，他有些自怜自艾地宣称，他原本不想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讲话。像往常一样，他表示，自己仅仅是在完成领导安排给他的任务。
在这种严酷的考验下，斯大林挺了过来，但也付出了代价，即他不得不接受对决议草案的几处问题进行修正，而且大多数人给非俄罗斯民族的权利，比他想给的要多。在格鲁吉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斯大林还是熬了过来。但是，列宁遗嘱仍然被妥善保藏着。这些遗嘱本来可能会在会议上公布的，但被他的同盟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拒绝了。对于一个面临着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而言，这是一次值得庆祝的胜利。当时，就好像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执政，一起来管理党和国家的事务。
托洛茨基则错失良机。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支持者批评他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没能抓住机会。毋庸置疑，托洛茨基的策略不适合党内事务。但是，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断绝关系是否对自己有利，是有疑问的。中央和各省的很多领导人都将他视为波拿巴式的人物，即可能会领导军事力量反对革命的主要目标的那个人。同时，托洛茨基过去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对他也极为不利。人们也没有忘记，他在内战中被牵连进了枪杀红军中失职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政策。而且，在民主革命军事委员会中，他欣赏的数位下属在1917年之前都和他一样，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有的人连革命者都算不上。在党内的实力较量中，托洛茨基时而感到紧张不安。他已经意识到，即使在列宁去世前，罢免一个政治局成员也会被理解为觊觎最高权力。因此，托洛茨基决定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等待出现更好的时机，然后再下手。
实际上，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托洛茨基的对手之间的对抗也日渐增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想打倒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合力保护斯大林。但自从列宁心脏病发作几个星期以来，他们对斯大林个人所采取的主动行为感到不安。季诺维也夫的住所离彼得格勒很远，他反对斯大林不经协商就做决定的做法。不管是内战中，还是内战后，列宁在制定政策之前，总会通过电话或电报征求政治局成员的意见，这已经成了常态，而斯大林做不到这一点。斯大林靠他在《真理报》编辑委员会、苏联民族事务、中东问题和共产国际问题上的优势已经走在了前头，且越发地目中无人。因此，季诺维也夫意欲对他态度强硬些。于是，他召集了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基斯洛沃茨克（Kislovodsk）附近度假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者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些人包括伏罗希洛夫、拉舍维奇（Lashevich）、叶夫多基莫夫（Yevdokimov）。虽然拉舍维奇和叶夫多基莫夫与他一起在彼得格勒工作，是他信得过的支持者，但伏罗希洛夫靠斯大林庇护。因此，伏罗希洛夫很可能会将他们此次谈话的内容转达党的总书记。或许（最多只是猜测），季诺维也夫太天真了。但更大的可能是，季诺维也夫知道伏罗希洛夫将把他们开会的消息带给斯大林，而这些消息会使斯大林改变自己的做法，并为其带来不良后果。
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只不过是在让斯大林嘲笑我们。
事实何在？能给我举些例子吗？
务必告诉我！
（1）民族问题
斯大林委任了全权代表。
（2）《海峡公约》（Gulf Convention）问题
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他不征求我们两人和托洛茨基的意见呢？其实，他是有时间来征求意见的。顺便说一句，我打算负责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3）共产国际问题
列宁同志将他10%的时间拿出来处理共产国际问题……但斯大林出现后，匆匆一瞥，就做出决定。我和布哈林都是毫无用处的人，因此，斯大林什么都不会同我们商量。
（4）《真理报》问题
今天早晨，布哈林从杜布罗夫斯基（Dubrovski）的私人电报中得知，斯大林在没有通知他、没有询问他的情况下，以新的编辑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这件事真是忍无可忍。
现在，我们将不再忍气吞声。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注定要在斯大林的个人专制中经受一段时间（可能非常短暂）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我不想为他掩盖这些卑劣的行为。所有的演讲在提到“三头政治”时，都认为我不是最不重要的人物。其实，哪里有什么“三头政治”，有的只是斯大林的专政。
在季诺维也夫看来，他们已经错过了采取行动的时间。
季诺维也夫夸大了总书记的权力。其实，在加米涅夫做会议主席期间，政治局一次简单的投票仍能对斯大林产生限制。在季诺维也夫不能与会的情况下，要做到他所坚持的事前征求他的意见，也不是件难事。季诺维也夫的坚持是有道理的，因为斯大林越来越希望不征求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见，一意孤行。斯大林意识到了在策略上做出让步的必要性，因而答应——其实看起来是鼓励——变革党中央的机构构成。这时，批评者们发现了他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是如何频繁地提升其支持者的权力的。斯大林耐着性子参加完了决定上述事情的组织局会议，会上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加入组织局。这样一来，他们可以随时执行反对斯大林的计划了。
其实，做不做这种变革关系不大。我们通常认为的原因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没有充分认识到参加组织局的重要意义，而斯大林则是个心满意足的参加者。但是，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两人在已经认识到斯大林权力的来源、并已同意他们加入组织局的情况下，为什么没能把对他的反对进行到底。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回避另外一个问题：斯大林能心甘情愿地耐着性子参加完会议的最重要原因难道是会后他有能力打败他们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看起来并未平静地花时间来履行他们参加会议的职责，整个苏维埃的统治秩序就是官僚主义的，一次又一次的行政官员会议已成家常便饭。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机构一再开会，主要目的就是想对总书记实施打击。这些政治局成员们认为他们能接替列宁成功地发动这场个人活动，每个人都想在不受别人干涉的情况下运作这个统治集团。因此，斯大林的职业生涯虽尚未终结，但政治资本已经减少到极限。
但后来发生的事件帮了他大忙。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希望保持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层的统一。在全国范围内，他们都受到党外人士的孤立和厌恶，因此，渴望在公众面前表现出意见的一致性。当时，虽然他们知道列宁康复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他毕竟还没有离世。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们不想抛弃斯大林，破坏苏共党内的良好的现状。
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仍是暗流涌动，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处理经济政策问题时加剧。1923年中，对城镇的粮食供给突然出现赤字，这其实是由托洛茨基所叫嚣的“剪刀差危机”引起的。从1913年开始，相比较农产品的价格而言，工业品的价格增长了3倍。而且，这个“剪刀差”引起了更趋激烈的矛盾，农民宁肯把谷物留在自己手中，也不卖给政府的采购机构。他们把手中的一些粮食储存起来，让自己和所饲养的牲畜有足够的食物。同时，还用一些粮食酿造了更多伏特加酒。农民们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将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哄抬上去，因此，拒绝把谷物卖给他们，不向他们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中的多数人主张向农民让步，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托洛茨基对其对手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他的担心在他们的手下成为现实，即新经济政策成为背离十月革命的目标，而转向农民的要求的潜在工具。1923年10月托洛茨基及其左翼反对派，开始起来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叶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签署了一份 “46人声明”，对当权的党的领导人所提倡的组织政策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们要求，党的机关要拓宽自由讨论的空间，深化国家对工业发展的干预。到了11月份，托洛茨基也加入反对派的行列，并以《新方针》（The New Course）为总标题，写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在1923年12月份的俄共（布）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左翼反对派的背叛行为遭到了诘责。相比较而言，当权的领导人需要斯大林甚于托洛茨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对斯大林的批评束之高阁，就连季诺维也夫，也不再谈论限制斯大林的管理自主权的必要性了。他们认为，对各省的党派活动的镇压，最好也由斯大林来解决，并将在十三大上反对托洛茨基的事情托付给他来完成。这一次，他们自己不想要这个荣誉。他们深知，斯大林能够直面托洛茨基，并在政治上给他迎头一击，让他名誉扫地。在目睹了之前的党派斗争的必要性后，他们可能认为，如果出现分裂的话，对斯大林没什么好处。
斯大林对严厉惩戒托洛茨基一百个愿意，语言也很尖刻。他说：
托洛茨基的错误在于，他将作为一个超人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将自己的观点凌驾于中央委员会的法律、决议之上。因此，他就对党内一部分致力于腐蚀中央委员会信心的人做了让步。
在党的十三大上，斯大林取得了全胜。当时，列宁饱受病痛的折磨，托洛茨基的地位出现了动摇，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支持他，因此，斯大林成功地恢复了在党内的地位。
虽然列宁在遗嘱中对他和托洛茨基的分裂予以警告，但斯大林置若罔闻，首先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谴责。如果列宁能够康复的话，他将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借口，即他所做的事情只是出于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意愿。但斯大林从未在列宁面前屈服过，并有理由感到被列宁冤枉了。在列宁治疗期间，斯大林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他产生愤恨。当然，这不是他经常表现出来的态度。斯大林可能明白列宁重病不能康复，正是其机会所在。不管怎样，他继续对这位孱弱的领导人表现出诚挚的敬意。斯大林仅限于监控哥尔克别墅（Gorki）所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保镖和护士会把列宁的情况告诉捷尔任斯基，然后由捷尔任斯基把消息通报给斯大林。但是，斯大林也没有摆脱麻烦，因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真理报》有关俄共（布）十三大的分裂的议程的社论。由此，列宁可能知道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当然，这点列宁早就预言过了，没想到真的一语成谶。但斯大林的影响已经形成，他为自己在十三大上的表现感到自豪。总之，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已然出现，正昂首挺胸地迈开前进的步伐。
娜佳之死
娜佳之死
随着斯大林对个人安全的担心日益增强，他与苏联的日常生活离得越来越远。他不再敞开书记处的办公室大门欢迎来客，不再访问集体农庄。据说，他在阿布哈兹度假时，曾去检查一家市场。然而，渴望给他留下印象的苏呼米当局，让摊贩们在他检查期间降低价格。这样，他就不能发现人民生活的高成本了。不管怎样，他都从未视察过那些在建的工矿企业。他去视察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后不几天，报纸就对这事进行了报道。1931年11月，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克里姆林宫外偶然发现了一个潜在的暗杀者，即雅科夫?奥加廖夫（Yakov Ogarev）。但是，斯大林突然出现在红场，令奥加廖夫惊慌失措，以至于没有能掏出别在身上的左轮手枪。单单对安全的考虑并不能解释斯大林退出人们视线的变化，事实是，他已经建立起一个政治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他不再需要离开克里姆林宫，参加社会活动。无论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还是回到他的别墅，他都能够发号施令，督促下属们去执行。
然而，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上的隐居对缓解其家庭中的紧张关系毫无用处。1929年，他的儿子雅科夫企图自杀，但这个糟践自己的尝试并没有博得父亲的同情，而是招至斯大林的蔑视。同时，斯大林与娜佳的婚姻关系也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他对娜佳极为粗鲁，从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斯大林继续与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是相当可能的。即使他忠诚于娜佳，娜佳也不会总是相信他，有时她甚至被嫉妒心搞疯了。但是，在私人关系中进行妥协不是斯大林的做事方式，尤其是对女性妥协。斯大林的态度并不是娜佳发怒的唯一原因，另外一个因素是她自身的精神状态。虽然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未确切地了解，但或许可以将之归为某种精神分裂症。她的精神时好时坏。这样一来，斯大林从不能确定克里姆林宫的公寓里或祖巴洛沃别墅中等待他的是什么。而他对娜佳的困境的麻木不仁，简直让她绝望了，好在她总是意志坚强。斯大林一直是娜佳生命中的挚爱，与其家庭中的其他人不同，她没有婚外情。然而，她感到自己不被理睬，不被重视，到1926年，终于不能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她逃到了列宁格勒，准备与约瑟夫离婚。
但是，在斯大林的苦苦央求下，娜佳做出了让步，决定再给他们的婚姻一次机会。她不想再要孩子，据斯维特兰娜说，娜佳已经流产过两次。斯大林并不阻止她去工业学院上学，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流露出柔情蜜意。他将每年夏天去南方度假确定为例行公事，通常情况下，他将度假地点选择在黑海东北海岸的索契。娜佳的信中，都是关于孩子们、家务事、天气和她作为一个学生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
斯大林夫妇决定就娜佳的精神状态咨询国外的医学专家。自从1922年《拉巴洛条约》签订后，苏联的精英们到德国求医或泡温泉成了稀松平常的事，但斯大林是少有的几个藐视这种特权的人。他既不喜欢外国，也不信任他们的医生，故从未考虑到国外去接受医疗。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 Chicherin）指责他说：“斯大林，如果你打算改变外貌，在某段时间内带着一个真诚的而非有偏见的翻译到国外走一圈，该有多好啊！那样，你就会看到现实。”但是，他赞成娜佳出国治病。他和娜佳本人一样，都急切地希望她能够尽快治愈。然而，即使她出国，也要经过高层的批准。从1930年4月到7月，组织局和书记处都在处理她的请求。在莫斯科的医生的支持下，政治局允许她在德国待一个月。最后，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I?N?斯米尔诺夫在同意书上签了字。斯大林还安排娜佳通过外交邮件来向他发送私人信件。在前往德国的途中，娜佳见到了她的哥哥帕维尔（Pavel）和嫂子叶甫根尼娅（Yevgenia）。在德国看过医生后，娜佳就及时回国了，因为这时候已是9月份，工业学院的新学期已经开始了。
娜佳就诊的病历已经丢失，但据她的侄女基拉?阿利卢耶娃（Kira Allilueva）说，经诊断，她所患的病是颅缝融合症。约瑟夫充满深情地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其实，在她去国外看病期间及其后，他利用他们这么多年发展起来的情感代号，给她写了很多特殊的信件，其中包含很多像“深深地吻你很多遍”这样的词语。
然而，从德国回来后，娜佳的健康状况没有一点改观。1932年，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好像有什么症状，便向苏联的医生求助，想听听他们的建议。医生们提出，腹部症状应该源于她近期的一次堕胎。经过医学检查后，原本计划进行的外科手术似乎被推迟了，这是她向克里姆林宫的女佣亚历山德拉?科尔恰金娜（Alexandra Korchagina）私下透露的。娜佳仍然像以前那样烦躁，虽然她没有试图进一步摆脱她的丈夫，但他们的婚姻仍处于风雨飘摇中。约瑟夫几乎不关心她。有一段时间，约瑟夫及其宣传家们起劲地吹捧电影的重要性，他打起精神，带娜佳去看电影。如果他不与那些粗俗的同志们喝酒，就会继续与妇女们调情。孩子们也不能给娜佳带来些许慰藉。她对他们要求严格，没有像其他家庭那样正常地去给他们爱的拥抱。只有他们要离开时，约瑟夫和娜佳才会恢复他们的慈爱。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在期望给予丈夫最大限度的心理支持的过程中却不能指望他的回报，的确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
娜佳对他的帮助，不仅仅限于家庭事务，还有政治事务。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娜佳与其挚友布哈林一样，都反对农业集体化运动。其实，她作为一个妻子，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其丈夫的政治地位。1931年5月2日，她就工业学院发生的事件写信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并宣称，斯大林禁止训练右翼“技术专家”的命令正被工业学院忽视。但她坚称，同学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应当将这封信销毁。为了支持国家统治集团的路线，她不惜告发工业学院的人。
但是，她的身体状况及其与约瑟夫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使她到了爆发的边缘，唯一让人吃惊的是，没有人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娜佳的密友，如现在嫁给了安德烈?安德列耶夫的塔玛拉?哈扎诺娃（Tamara Khazanova）和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仁娜（Polina Zhemchuzhina），虽然了解她的遭遇，但没有理解她痛苦的程度。娜佳感到相当孤独，还发现某些社会状况让人十分不安。每当斯大林与他的亲信及其妻子们聚会的时候，娜佳就会陷入悲伤中。苏联的统治集团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为庆祝十月革命，每到11月7日，他们就会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克里姆林宫的公寓中吃晚饭（1918年，人民委员会采用了格鲁吉亚历法，将日期向后推了13天，因此，改变了十月革命发生的月份）。每每此时，他们总会喝过头，并粗鲁地开玩笑。1932年的这一天，娜佳特意打扮了一番，以使自己看起来最好看，但这对斯大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到了深夜，他便与苏波战争期间为其服务的亚历山大?叶戈罗夫（Alxander Yegorov）的妻子相互调情。娜塔莉亚?叶戈罗娃（Natalya Yegorova）当时身着一件迷人的连衣裙，举手投足间都在卖弄风情。约瑟夫在众目睽睽之下粗鲁地玩起了把戏，即把一小块面包团揉成小球，然后轻轻弹向她。娜佳看到后，醋意大发，气冲冲地离开了聚会。目击者都对此不屑一顾，将她的离开归因于“吉普赛血统”。
对于她离开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还有其他版本。也有一个说法是斯大林用俄语冲着对面的娜佳大声吼叫，所使用的词是熟悉的“你”，而娜佳反对这样称呼她。还有一个说法是斯大林向她扔过来一根燃着的烟。比较三种版本，最可能的是斯大林的确与娜塔莉亚?叶戈罗娃眉来眼去，并使娜佳无法再忍受。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倒是有更加明确的记载。在那个寒冷的夜晚，波琳娜?热姆丘仁娜紧随其后赶了出来。娜佳非常紧张，波琳娜就陪她围着克里姆林宫散步，以使她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娜佳独自回到了自己家中，而波琳娜又回到了聚会上。
娜佳的思维突然陷入黑暗中。多年以前，她的哥哥送给她一支手枪。正如斯大林后来回忆说，尽管它看起来像一支玩具手枪，可它是一个致命的武器。她坐在床上，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心脏，然后开枪自尽，尸体是第二天清晨被仆人发现的。当时，惊慌失措的家务助理们给阿贝尔?叶努基泽打了个电话。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克里姆林宫的大管家和娜佳的教父，他有权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叶努基泽来到后，命令大家叫醒斯大林。斯大林夫妇一直在各自的房间睡觉，在此之前，好像约瑟夫并没有意识到他昨晚的不正当举止所带来的后果。叶努基泽还命令他们召集医生，确认娜佳的死因。这个任务不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因为她是打穿了心脏而身亡的。午后，罗扎诺夫（Rozanov）教授和库什纳（Kushner）教授做尸体检查时，附近就摆着她的左轮手枪。下午1点，罗扎诺夫和库什纳开始写他们简短的尸检报告。
政治家们正在决定如何向公众们交代。他们认为，将真相公之于众不合适，这样可能会降低斯大林的威信。因此，他们要求《真理报》在报道时，说娜佳之死是受阑尾炎的影响。最卓越的那些领导人的妻子们还签署了一封信，向斯大林表示慰问，这封信也被公布在报纸上。同时，他们还选定了一个由阿贝尔?叶努基泽领头的治丧委员会。11月12日下午3点，悼念者们聚集在红场上，然后穿过莫斯科前往新圣母修道院公墓。葬礼上，卡冈诺维奇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卡拉什尼科夫（Kalashnikov）作为娜佳所在的学校——工业学院的代表，发表讲话。
斯大林置人们的建议于不顾，还是参加了悼念仪式。在卡拉什尼科夫的悼词中，他把娜佳说成是一个优秀的、有献身精神的学生。几分钟之内，葬礼就结束了。葬礼结束后，斯大林及其同志们乘坐豪华轿车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娜佳的坟墓上，有一块简单的墓碑。直到今天，这块墓碑还竖立在那里。
之后，工业学院找到斯大林，请他允许他们检查娜佳的工作资料。斯大林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让娜佳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迅速办好这件事。他告诉安娜，要在塔玛拉?哈扎诺夫娃（Tamara Khazanova）的帮助下，检查一下保险柜。娜佳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后来说，保险柜里留了一份遗书。多年以后，斯维特兰娜只是了解到，她的母亲死于自杀。然而，她的回忆录并不总是可信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能推断，这封遗书必然会解释一切有关娜佳自杀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弄清的是，1932年官方严禁发布信息，只会有助于流言的增加。在外交领域，人们谣传娜佳是自杀身亡。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流言蜚语一浪高过一浪。有传言娜佳是被斯大林杀害的。娜佳的佣人科尔恰金娜为此被判刑三年，到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劳动教养。科尔恰金娜宣称，是告发者自己说了斯大林这样的话。那些告发者们也被逮捕，并于1935年被清除出了克里姆林宫。
毫无疑问，斯大林深感震惊。他向莫洛托夫承认说：“娜佳活着的时候，我真的算不上一个好丈夫，我从没有时间带她去看电影。”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p308这种悔恨，虽然没有达到完全承认他需要给予娜佳的帮助的程度，但表明了他自责的程度。当时，斯大林也在思考他的个人问题，而且，他对个人的思考，并不比他对亡妻的思考少。此后，他的自我中心思想和行为日益增加。在她去世后的几个星期内，他就开始责怪她，并担心孩子们的命运。同时，年轻的雅科夫?朱加什维利试图自杀的往事又袭上他的心头。觥筹交错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道：“对雅萨的自杀行为，娜佳曾给予那么多的指责，她自己怎么会自杀、离我们而去呢？他第一任妻子的哥哥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尽力缓和他的情绪，说她怎么会留下两个没妈的孩子自己离去呢？斯大林生气地说道：“你为什么就记挂着孩子们呢？他们用不了几天就会把她忘了，她是把我的生活弄得残缺不全了！”但是，说完这句话他便建议“为娜佳干杯！”
对于娜佳的自杀，斯大林始终无法释怀。他说：
没有妈妈，孩子们虽然也可以长大，但对他们而言，再理想的保姆和女家庭教师都不能取代他们的母亲。啊！娜佳，娜佳，你看看你做了什么，我和孩子们是多么需要你啊！
斯大林将自己的思想固着在娜佳之死给孩子们带来的伤害上，尤其是带给他自己的伤害。他常常陷入反省中，却不向任何人吐露。他告诉孩子们，他们的母亲是自然死亡的。虽然他看起来坚如磐石、冷若冰霜，但内心却非常敏感。
几个星期以来，同事们都担心斯大林也会一死了之。几周后，他才开始振作起来。他向政治局的同伴们求助，基洛夫就是其中一个。他是一个特殊的密友，每每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他都会去看望奥尔忠尼启则，但斯大林经常把他叫到自己家里来陪伴他。一来二去，基洛夫就会在他家住上一夜。米高扬也经常来造访，但让他感到尴尬的是，妻子阿什肯（Ashken）总是不能轻易相信他真地待在斯大林这里。之后斯大林便向亚历山大?斯瓦尼泽求助。这样，苏联的统治者成了一个需要熟人陪伴的孤独的鳏夫。据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回忆，娜佳死后，斯大林好像换了一个人。通常情况下，他离群索居，对人的态度异常冷酷。他成天吃吃喝喝，有时在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一整天，在桌旁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向家人和亡妻的朋友们发泄自己的情绪。阿利卢耶夫夫妇尽力与他保持联系。娜佳去世两个月后，她的父亲谢尔盖写信问斯大林是否还会去祖巴洛沃别墅住，还说他自己身体很糟糕，希望去乡村慢慢康复。这个请求是要将斯大林从自我专注中拉出来，实际上，却使斯大林怒不可遏。他说：“谢尔盖，你真是个古怪的人！你完全有权不经‘允许’来‘祖巴洛沃’住，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许可’呢？”他欢迎阿利卢耶夫家的其他成员到家里来，比如娜佳的嫂子叶甫根尼娅。
但是，祖巴洛沃别墅总会让他想起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搬到莫斯科郊外的另外一栋别墅看起来是个明智的选择。当时，斯大林发现了一位设计理念合其意的建筑师，即米龙?梅尔让诺夫（Miron Merzhanov）。这位建筑师所设计的乡村别墅有着厚厚的、幽暗的墙壁，看起来就像坚不可摧的堡垒。由于没有娜佳的劝阻，斯大林让整栋房子更好地发挥了办公场所的作用，而不是家的作用。在莫斯科西郊的孔策沃（Kuntsevo）附近，斯大林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这个地方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七英里，坐车几分钟便可到达。于是，斯大林按照他的想法又建了一栋别墅，并于1934年竣工。这栋别墅有一个开会用的大厅，几间卧室，还有饮下午茶、打台球、放映电影的房间。此后，斯大林便在那里久住，不再回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它就是著名的“布立士尼”别墅。此外，斯大林还在稍远的地方建了一套别墅，即“达尔尼”别墅。
娜佳去世后，斯大林总是焦躁不安。虽然他选择不与家人住在一起，但自己一个人住又感到不舒服。因此，他热切地期待到南方度假。
1932年后，斯大林几乎所有的假期都是在阿巴希泽度过的。虽然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当地别墅里，但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每天，美酒缓缓入喉，桌上堆满了各种食物，并有酒肉朋友内斯特?拉科巴相伴。在20年代的党派之争中，拉科巴一直使格鲁吉亚共产党避开反对派的影响。他还参加了内战，是一位手持狩猎步枪的神枪手。让斯大林感到有趣的是，在去山上打猎时，拉科巴的枪法让红军统帅们都感到无地自容。拉科巴和斯大林一样，都有一个苦涩的童年，而且，拉科巴还是个孤儿。此外，他们都曾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读书。拉科巴是一个直率的高加索人，将自己的空闲时间留下来陪斯大林体验高加索地区的乐趣，比如，这里的美景、美酒、美食佳肴和野生生物。即使斯大林住在索契，拉科巴也会来访。1936年，拉柯巴陷入与外高加索联邦高层党的领导人的政治冲突中，并因此而被剥夺了离开苏呼米的权利。对此，斯大林勃然大怒。不管当地的政治阴谋是什么，他不能没有内斯特?拉科巴的陪伴。
娜佳逝世后的第一个假期，让斯大林难以忘怀。1933年9月23日，斯大林和保镖坐船离开了苏呼米。突然，他们遭到了来自岸边的步枪扫射。警卫长尼古拉?弗拉西克（Nikolai Vlasik）为了保护他，迅速地伏在他身上，并请求允许开枪还击。同时，船夫驾船离开了海岸。他们立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次暗杀。然而，事实到头来稀松平常。阿巴希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一直怀疑这艘船不是来自当地，并断定这是外国人图谋不轨。水上警察爽快地承认了错误，并向他求饶。斯大林建议，他们只需遭到纪律处分（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这个案件被发掘出来，他们或者被枪毙，或者被投入劳动营）。
斯大林的到来吸引了南高加索地区政客们的注意。他们竭尽所能给斯大林留下好印象。
大多数来访者都是当地党和政府的政要，但没有一个人像基洛夫那样，是斯大林的密友。在这点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也望尘莫及。斯大林喜欢把侄子和侄女们抱在腿上，在钢琴的伴奏下吟唱着东正教做礼拜用的圣歌。他也外出打猎，与来访者们玩台球游戏，并且欢迎女性亲戚们前来造访。然而，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冷酷无情，就好像冰霜袭进了他的灵魂，无法排遣。就连极为崇拜他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搞不清楚什么能够激发他。他们后来说，娜佳之死让他改变了许多。但是，同一部作品强调了那些让他与众不同的东西，即意志力、忍耐力、远见卓识和雄才胆略。由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敬畏他，便总是从外部观察他。但他们太固执和坚决了，认为斯大林有着其他人没有的优秀品质。当这个人行为古怪时，他们假定他是无辜的。他们认为，通过为苏联效劳，他已经获得了具备任何心理特质的权利。
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大多数人都没觉察到质疑总书记的精神状态的理由。毫无疑问，随着斯大林一声令下，此前他们已经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加强政治和经济运动上来。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斯大林倡导的，因此，他们大体上忽视了他性格上的消极面。斯大林早期的熟人更有洞察力，哥里小学和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同学以及1917年之前的党内同志，都曾对斯大林过度的自我意识和过于易怒的倾向做出过评价。内战期间，列宁任命其为政治人民委员和党的总书记时，就知道必须慎重对待斯大林，否则，他的反复无常和粗鲁举止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斯大林就要求对党内的对手判处死刑。要是娜佳之死对他有所改变的话，只是将他推上了一条终其一生都在走的道路。
创造神话的“魔法师”
斯大林及其伙伴们都是英勇的斗士，为使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其发展成一个工业和军事强国而不懈奋斗。他们千方百计争取实现“文化革命”，在他们看来，这个运动要求转变整个国家国民的态度和行为，大体上说，要本着启蒙运动的精神，特别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指导。在此基础上，向习惯性的想法开战，消灭宗教，解散民族主义机构，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打击得乖乖投降，否则，就弃之不用。他们的目标，就是将共产主义变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而斯大林的思想作为发展了的马列主义，将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对此，斯大林并非心血来潮，20世纪20年代，他就要求训练年轻的共产党员们能够接受官方的立场，并传播党的思想。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都赞成他的观点，并深信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根本性地打破旧社会及精英阶层的统治。
斯大林和每个共产党员一样，坚持认为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普希金的诗歌，还涵盖读写、算术、责任心、有效性、卫生保健和衣食住行。对于文化战线的事情，他和同伴们总是像信教入了迷般醉心于政治上的说教，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斯大林的政治信仰与其战争精神相融合，当斯大林强烈要求文化战线的斗士们起而应对手头的任务时，没有人低估这场运动的困难。在1934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宣称一场恶战即将来临。斯大林说：
党的仇敌，各色机会主义者和各种民族主义倾向者，都被我们击败了。可是，他们那种思想的余毒还在个别党员头脑中保存着，并且往往流露出来……我国有产生这种情绪的园地，却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我国城市和乡村中至今都还存在有一些中间居民阶层，他们便是产生这种情绪的泉源。
斯大林已经着手开始发动一场战争，并决心要赢得这场战争。为此，他要求人们保有高涨的热情和战斗性。
大多数观察者断定，其终极目标仅仅是“赶上”西方国家，这其实低估了他的良苦用心。斯大林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计划的话，引发广泛热情的统治氛围是不可思议的。当他讲到向苏联引入“现代化”的时候，头脑中不仅仅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效仿。据他估计，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更高明的做法。
他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乌托邦就在他们的思维中处于显著地位。他们认为，苏联的现代化将把人类带上一个更高的层次，而这不仅是通过消除坏的旧传统实现，还通过做一些西方空前未有的事情实现。在苏联，失业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城乡物质条件的差异将会消除，食品、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普遍供应也将得到保证。布尔什维克党总是宣称，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耗性的经济制度。马克思和列宁早就写过，工业家和银行家们不可避免地形成击败其竞争者，并以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为代价阻止技术进步的兴趣。而他们宣称，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采取生产和服务的标准化，故不会徒劳地浪费资源，普遍适用性原则是其更高目的。至少，斯大林公开反对致力于奢侈品生产的部门的存在。对于个性化的选择，他有意识地轻描淡写，而将接受“集体”成员责任的“新苏维埃人”摆在优先地位。
无论是在演讲中，还是在文章中，斯大林都倡导这些思想，并体现在公开露面时的言行举止中。他的着装如军人般，说话时避免使用“我”这个词，发布命令时以党的各个机关的名义，而非以其自己的名义，演讲时甚至缺乏技巧。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其传递这样的信息：苏联的现代化最终将会实现，并将给劳苦大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
居于统治地位的党的领导人们已经为文化转变扫清了各种道路。“一五计划”期间，他们发动了反对宗教的恶性运动，红军和25000名接受了教导的集体农庄突击队员逮捕了牧师和同样急切的富农。在这种情况下，宗教被镇压，很多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被关闭，1917年之前，有73963处宗教场所开门，到1936年4月，仅有30543处场所允许营业。任何种类的民族主义都遭到践踏，各民族和种族团体的精英人物成为强烈怀疑的对象，甚至前些年曾与共产党员们结盟的很多人都难逃此厄运。从1929年开始，国家对主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摆样子审判，给予“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大量资金，支持他们进行反宗教活动。强烈提倡民族利益的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Mykola Skrypnik）自杀时，官方没有表示任何遗憾。时代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经历一场转变，而在老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来看，这种转变已经过时了。现在，国家关闭了私人出版印刷机构。除非有政治和警察机关的允许，否则，在苏联和外国之间的往来也是不可能的。最高领导者们试图将整个国家隔离起来，除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外，不受其他的影响。唯其如此，布尔什维主义在文化方面的基本设想才会最终实现。
这些设想，在十月革命之前比其后更加多元化。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对社会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这种倾向战胜了其他趋势。斯大林及其亲信的极端主义战胜了其他政治局成员曾经持有的意见。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新运动中，暴力和野蛮表现得非常显著。
作为斗争的舞台，他们没有忽视高等文化领域。此前，斯大林对该领域的干涉是秘密进行的。众所周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与创造性的知识分子进行接触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写了《文学与革命》。进入30年代，斯大林试图将自己的影响强加到这个领域。为此，他对1914年之前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历史做出决断。同时，斯大林的下属也通过宣传鼓动局越来越多地干涉人文和科学领域。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于1933年逝世）和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通过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政策路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斯大林决定将所有文化，不管是低等的还是高等的，都与其所建设的国家和社会相适应，因此，他更加频繁地与知识分子们接触，观看演出和芭蕾舞剧的次数也比以前增加。他继续不断阅读小说、历史书籍以及当代科学概论，并要求他的同事们也如法炮制。斯大林认为，文化转型必须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根本性变革一样坚决。
作为其偶然的同伴，斯大林也欢迎一些知识分子。相较前些年而言，这也是他的一个变化。那些年，除了诗人达米安?别德内（Demyan Bedny）之外，只有政治上的亲信能够接近他。1931年，从流放中被斯大林劝说回国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时常出入于斯大林的别墅。除此之外，还有小说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和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i）。
然而，无论他如何高度评价高尔基，理由总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这点，他从未忘记。作为作家，高尔基可谓人尽皆知，西方国家也不例外。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他可以成为苏联的点缀。他一结束流亡生活回国，就可以被当作伟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予以款待。而斯大林所需要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29年，他劝说高尔基去访问索罗维特斯基战俘集中营，甚至还诱使他成为一本书的合著者。这本书，是关于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修建的著作。在连哄带骗之下，高尔基相信他们正通过人道主义的努力使劳改犯们的生活恢复正常。1934年，他还主持召开了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对作家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高尔基的赞赏有助于斯大林将苏联的文学艺术紧密地控制起来，斯大林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不得不去听这位作家的抱怨。高尔基所抱怨的，是当局对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迫害。对斯大林而言，所幸的是高尔基于1936年夏天逝世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人们认为，由于他一再向斯大林胡搅蛮缠，最后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毒死了。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他的离世使斯大林自由地将其塑造成苏联文学领域的偶像。
间为数不多的没有攻击共产主义的好作品之一。这部充满了地方性习语的小说以南俄的哥萨克村落为背景，反映了内战期间的英雄故事。它的第一版中的内容有些迁就于白卫军，因此，肖洛霍夫按要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著作，一跃而成为苏维埃政权的经典著作。此外，肖洛霍夫还完成了有关苏联集体化运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书的写作。从美学观点来看，这部著作相较于《静静的顿河》而言，就没那么引人注意了。而且，它增强了人们的怀疑态度，即怀疑其《静静的顿河》中的几章剽窃自一位已故哥萨克作家。即便如此，肖洛霍夫仍算不上一个卑躬屈膝的职业文人。当他在乡村中目睹哥萨克人被粗鲁地赶进集体农庄时，他震惊了。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斯大林写信，反映这个问题。当饥荒日益在南俄蔓延时，双方的通信都变得非常激烈。肖洛霍夫的信件证明了他的勇气，而斯大林与他的接触表明，对于忠诚的知识分子通过提出不会危及其政治地位的难题，从而对他产生有用的帮助，他是认可的。而在政治领域，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侥幸逃脱这种无礼的举动所带来的恶果。
斯大林所赞赏的另外一位作家是爱国主义小说家、19世纪作家托尔斯泰的侄子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逐渐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完成了使俄国重新统一的任务，将外部敌人赶走，并着手进行期待已久的工业化。这位作家将延续介于沙俄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统治模式的思想提供给斯大林，在他看来，党的总书记的职责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传统统治方式。这两位皇帝为了追逐国家利益，都利用了残酷的方法。其实，托尔斯泰多此一举，因为斯大林作为渴求俄国历史的学生，早已领悟了其与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的统治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人文艺术，也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在戏剧领域，自1926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图尔宾一家的日子》首次公演后，他就赞不绝口。这部戏剧不光描写了红军，还以同情的口吻描写了白卫军，主要展现内战期间乌克兰人变节的故事。斯大林对它的钟爱表明，他希望以比官方历史教科书简单得多的方式来理解战争。在芭蕾舞方面，相较于更新颖的音乐和舞蹈，斯大林更喜欢柴可夫斯基（Chaikovski）的《天鹅湖》，其中的意义值得思索。或许，他只是想把自己当成古典舞蹈的热衷者，但不管怎样，他没有从苏维埃的舞蹈中发现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在音乐方面，也是如此。虽然他开始参加交响乐和歌剧活动，但当代作曲家几乎没有能得到他的赞赏。斯大林对当时活着的作家所写的诗所表现出的兴趣也很小，不过，1930年自杀的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i）和高尔基一样，成为苏联艺术领域的偶像，而斯大林对此所付出的代价只是动了嘴上功夫来纪念他（列宁曾宣称，在纸张缺乏的时代为他的诗歌分配有限的资源是不道德的）。抛开苏联当代诗歌，斯大林对格鲁吉亚的经典诗歌有着持久的爱。
这些年来，人们嘲笑斯大林没有艺术感，他的对手也通过吸引人们对其知识局限性的注意来打败他，从而获得自我安慰，但他们的讥笑太过火。斯大林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总是刻意去遮掩他的教育水平，诗歌方面的成就及其知识兴趣范围，与作家和画家们的口头交流经常转向政治问题。
其实，斯大林真正的审美热情并没有熄灭，尤其是有关格鲁吉亚的艺术问题产生时，他的热情就会表现出来。30年代中期，当沙尔瓦?努楚比泽（Shalva Nutsubidze）编纂并将格鲁吉亚语的诗集翻译成俄文时，斯大林情不自禁地去看一看打印的草稿。他回顾了自己对诗歌的热爱，并在草稿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上了他的修改意见。努楚比泽与斯大林在一起看起来很古怪，因为前者是一位拒绝入党的学者，他出版格鲁吉亚诗集的计划，可能就是作为免遭逮捕的托词。但他们两人相处很好，努楚比泽欣然接受斯大林的修改建议，并真的照其做了改进。斯大林不允许将他所提供的帮助公之于众，也永远不会赞成恢复其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格鲁吉亚诗人的名誉而努力。斯大林早期的一些诗作已经被悄悄出版，但如果没有他的批准的话，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如果重新思量，我们发现，斯大林掌权时，这些诗都没有普遍再版，也没有出现在“二战”结束后出版的多卷本的《斯大林全集》中。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理性战胜了个人的虚荣心。或许，斯大林相信，他年轻时写的浪漫的诗歌使其钢铁巨人的形象大为减色。或许，他想为这个时代定下文学基调，而文学只能以当前的政治需要为标准进行判断。
相对于音乐来说，文学、绘画和建筑是更容易以这种还原性的形式进行剖析的艺术。在这种剖析中，斯大林立马需要的东西有两种。首先，他要求文化要为“大众”服务；其次，他还试图传播高端文化，从而使苏联人的学识能与国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因此，他在坚持俄国悠久的伟大文化的同时，还将俄国19世纪的作家及作曲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格林卡（Glinka）和柴可夫斯基的成就吸收到1917年之后的社会主义计划中来。他个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满怀热情，并断定他是一个卓越的心理学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政治的公开反对和神秘莫测的宗教信仰让斯大林无法忍受，以至于斯大林不赞成对他的著作进行再版。同时，格林卡的歌剧剧本被要求重写，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禁止。但即便如此，公众仍然能接触到很多有保守主义成分、自由主义成分和厌恶政治的革命前的艺术传统。斯大林的文化变革项目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他可以随意地去杀害艺术家，除非他或故意、或无意识地忽略艺术家们在做什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么做），否则，他所制定的政策不可能产生出伟大的艺术作品。
总体而言，文化吸引他偶然地、出乎意料地介入进来。1937年斯大林的助手列夫?梅利斯（Lev Mekhlis）打电话给《真理报》的漫画家鲍里斯?叶菲莫夫（Boris Yefimov），要他速来克里姆林宫。叶菲莫夫已经猜测到了可能要发生的最坏事情，便谎称患了流感。但是，斯大林仍然坚持要他前来，最多只能向后推迟一天。事实上，斯大林只是想要叶菲莫夫停止画那些有龅牙的日本人物。听完斯大林的谈话后，这位漫画家答道：“肯定没问题，他们以后不会再有牙齿了。”斯大林还直接干涉到电影的制作中去。直到1938年被捕前一直掌管苏联电影业的人民委员鲍里斯?舒米亚茨基（Boris Shumyatski）认为，总书记是他必须认真对待的唯一的评论者。无论是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还是在黑海海滨的别墅中，斯大林都有电影放映设施，像《列宁在十月》这样的电影是他的最爱，但是他还希望观众们尽兴，并从中受到教导，也不反对像《马戏团》一样逃避现实的音乐剧。当宣传中开始强调爱国主义时，斯大林对谢尔盖?艾森施坦因（Sergei Eizenshtein）导演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啧啧称赞。这种偏爱让艾森施坦因又高兴又担心，因为他深知，斯大林将会愤怒地抨击那些他认为与当前的官方政治相冲突的事件。
在苏联，镇压无所不在，学术界和自然科学领域也难以逃脱。1929—1931年摆样子审判的牺牲者中，有像被谴责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谢尔盖?普拉托诺夫这样的历史学家，后来成为斯大林最喜欢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叶甫根尼?塔尔列也被关起来。文学评论界是另一个受到威胁的学术领域，虽然斯大林支持将19世纪的诗歌和散文纳入其文化革命的计划中，但他不允许出版那些离经叛道的作品。每当他把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视为对其政权的威胁时，也会对这个领域痛下杀手。被镇压的那些卓越的学者的名单也是长长的一大串，其中包括生物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Nikolai Vavilov）、飞机设计师安德烈?图波列夫（Andrei Tupolev）和物理学家列夫?兰道（Lev Landau）。
如上所述，一方面，苏联科学家们遭受这种非人的待遇；另一方面，官方在发动一场运动，将苏联建设成科学进步的先锋。可以说，这两方面存在着强烈的冲突。但是，苏联是一个实行专政的国家，斯大林又对自己没有专长而强加的人类调查领域存有偏见。而且，他还偏爱那些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科学家，对他们有限的教育背景和受到挑战的传统思想毫不顾忌。同时，斯大林被任何看起来与他所拥护的原始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相一致的科学思想进一步吸引，并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章节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季莫费?李森科（Timofei Lysenko）。李森科自我标榜为遗传学家，宣称通过改变农作物生长的气候环境，能够培育新品种，因此，李森科遗传学说（Lysenkoism）是拉马克（Lamarckian）自然选择学说形式上的怪胎。像瓦维洛夫这样训练有素的遗传学家们对此提出抗议，说李森科忽略了数十年的科学论证，即植物不是一代一代地通过环境来传递其获得性状的。但是，瓦维洛夫没有能够引起斯大林的兴趣，而李森科则俘获了他的热情。结果就是瓦维洛夫被送往劳动营改造，并给苏联遗传学带来了一场灾难。
其实，在斯大林的阴翳下茁壮成长起来的很多科学家、学者、艺术家都是些平庸之辈。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是毫无才能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ev），而非布尔加科夫或帕斯捷尔纳克。领导苏联作曲家协会的是提康?赫连尼科夫（Tikhon Khrennikov），而非音乐天才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政治上的可靠性才是宣传鼓动部考虑的东西。在苏联，这些组织允许个人行使职责，并能影响成员们事业的成败。他们安排资金，发放食物，分配疗养所和度假别墅。领导人法捷耶夫、赫连尼科夫，还经常光顾斯大林主持的各种社交聚会。每个苏维埃共和国都相应地有自己的协会，克里姆林宫向它们授予奖金和奖章。不光学者们希望赢得这种奖金和奖章，就连飞行员、足球运动员、歌剧演唱家，甚至马戏团的小丑都有这种愿望。每年的斯大林奖都会为他们带来无上的威望，银行账户上也会增加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斯大林就是控制奖励系统的设计师，以此将自己所选择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并对他统治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到1939年，苏联在9—49岁的公民中，有87%的人都能读会算。学校、报社、图书馆和电台的数量激增，工厂中的学徒大幅度增加，大学里有很多学生，一个农耕社会已经向“现代化”社会转变。文化革命并非仅限于传播专门技术，也致力于传播科学、城市生活方式、工业和苏联式的现代化，促进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学校、报纸和广播都在大力宣扬官方的这类工作重点。苏联的代言人们，如政治家、学者、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声称苏联是启蒙和进步的灯塔，而将资本主义国家描述成愚昧、反动和封建的森林。苏联的物理、数学、芭蕾舞、军事技术、小说和有组织的体育运动被吹捧成国家进步的明证。
苏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社会从传统主义的老路子上拖出来，但这个过程并非单向性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从未彻底摆脱其孩童时代所形成的迷信的世界观的影响，但是，斯大林一经掌握最高权力，其态度就一股脑地转向了文化生活。在内战中得以统一的苏联官方思维方式，视异质的、反对公共利益的有害文化的存在为当然。按照领导人们的推测，每个地方都在形成阴谋，对表面的热诚总要打上个问号。他们还宣称，外国的间谍机构无处不在。其实，这种思维并非由斯大林而始，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期间及其他场合，列宁都将起义者的不顺从和唱反调归因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只不过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思维方式成为更加基本的特征。对反对经验证据的政治和经济主张的考察被弃之不用，对科学模式的公开讨论也戛然而止。克里姆林宫的公告就充当了该政权的卡巴拉教，不管是谁，只要认为世界范围内没有运用残忍手段推翻现政权的魔鬼，就有可能被当作无信仰者或异教徒而受到惩戒性的惩罚。
苏联大街小巷都传播着大量有魔力的著作，这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也不是列宁的作品。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苏联文化都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及官方的斯大林传记主导着。从这两本著作中摘录的话，与半《圣经》式的权威典籍相一致。总体而言，马列主义，尤其是斯大林的思想，正在重现苏联农民传统主义所特有的心态。农村的风俗与精神信仰、灵异魔鬼、魔术巫师联系在一起，农民使用魔法妖术驱灾辟邪，甚至打击敌人是一种正常现象，而这种症状亦充斥于斯大林主义及其文化中。斯大林虽然没有使用这些术语，但他提示人们，如果正义的力量，如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十月革命，要存活下来并蓬勃发展的话，就必须面对黑巫术。并非每个小说家、学者或科学家赞同这种白痴的行为，恰恰相反，斯大林统治下所取得的最好的文化成就，就没有采用这种荒谬的做法。但是，在一些关键部门，尤其是学校、出版印刷机构和广播媒介机构，斯大林能够有效地将这种模式强加上去。不论他们在20世纪取得了怎样的文化成就，苏联正被拉回到更加古老的思维方式上去。斯大林不是手脚轻巧的现代化的巨人，而是在黑暗的束缚中兀自控制其国民的乡村魔术师。
“大清洗”
“大清洗”
即便斯大林对于“大清洗”运动有过预先设想，我们仍然会感觉到他在1936年年底加剧并扩大的高压措施显得很突然。他直接操控国家暴力机器长达两年，将不同政见的组织全部摧毁，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反对者联盟中的成员。他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杀害，将数以万计的“旧时代的人”驱逐出大城市。古拉格（集中营）中被他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敌人。如此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了。斯大林要求部下接受自己所有的政治观点，一旦部下对他没有完全服从，他就会将他们换掉。自从基洛夫谋杀事件发生后，这些程序就被大大简化了。尽管斯大林也在形式上与政治局成员商议事务，而一旦内务人民委员部认定并执行的决定，政治局成员几乎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党章不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
1936年12月中央委员会集体会议后，他们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并且演化为后来的“大清洗”运动。斯大林把他豢养的凶狠“猎狗”放出笼子，让他们在布哈林和传统的右翼分子身上撕咬。叶若夫是这些人中的头目，他宣称布哈林知晓所有关于“托季联盟”的恐怖策划和活动（纯属子虚乌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叶若夫负责扩大从前持不同政见受害者的范围，并且给他们贴上里通外敌和同谋的标签。布哈林几个月来战战兢兢，十分担心这种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他还是《消息报》的主编，写了几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斯大林政策不良影响的警示。但他没有和左翼反对派的幸存者有任何接触，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几年没有联系了。虽然布哈林要求和被叶若夫关起来的那些囚犯们当场对质，表面上看上去像他们举报的布哈林。然而，斯大林和叶若夫希望把他打倒，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当场对质时，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也来了，叶甫根尼?库里科夫（Yevgenni Kulikov）除了把卢比扬卡（Lubyanka）拖下水，还宣称布哈林组建了一个中心联盟。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Georgi Pyatakov）更加夸张，宣称布哈林定期和托派分子联络，对托派分子十分熟悉。
布哈林尚未被捕，但自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高压网络涉及面更加宽泛，受害者的数量也达到了顶点。内务人民委员部抓捕了大量反革命分子，他们既有来自左派的，又有来自右派的，还逮捕了党、政府、军队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大量当权者，只要和革命前的精英有任何联系的人都会进入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抓捕了大量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成员、教士和富农子弟，将多个国家和民族团体人士发配到苏联的边疆地区。在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分门别类地压制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恐怖机器保持了高负荷运转，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8年11月。
尽管在苏联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斯大林的过错，但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是斯大林一直在唆使手下从事1937—1938年的大屠杀。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是斯大林的助手和智囊团说服他，使他认为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挽救国家免于垮台。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有大量文章对这种措施进行赞美。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为了实现“大清洗”运动，他发动并持续推进这些强力措施。斯大林不需要别人怂恿来做这些事情。他常常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和苏维埃实践先例的外衣掩盖下从事恐怖活动，也经常使用心理学中人的内在冲动为自己辩护。尽管斯大林没必要使用很多诱骗方法就能将对方消灭，但在他脑海里还是有一个战略谋划的。斯大林明白自己在“大清洗”中要对付的是哪些人，他更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行为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这种逻辑只在个人态度的框架体系中才有意义，这种个人态度则与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实践中相互作用。然而斯大林是一位独裁者，他所思考并下达的命令总会变成苏维埃国家最高层决策的主导因素。
斯大林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安全，而且他将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导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混为一谈。晚年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曾宣称，斯大林很有理由惧怕出现一支“第五纵队”，在发生战争时支持入侵的武装势力。斯大林对此曾有过暗示，他对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弗朗哥将军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支持者感到震惊。斯大林设想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另一问题，他原本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信徒，继而发动了1937—1938年的残酷暴力活动。即便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他很可能也会感觉到实行恐怖政策的必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斯大林而言，发起恐怖活动的冲动就已经产生了。不仅在党内，人们对他本人及他的政策有很多不同意见，在整个国家，民众对他的怨恨也大量存在。尽管斯大林似乎无所不能，但他从未让自己满足于现状，因为他知道，更大的不满有可能造成针对他本人的抗议运动，这一问题不能不予重视。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环境下的革命间歇造成的震动远未平息，在沉默与服从等表面现象下，国家和社会上更深层的怨恨正在发酵，这些问题使斯大林更为焦虑。
因此，如果斯大林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和上述背景是匹配的，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苏联的整个政治和社会形势很显然就像一个易燃物。1936年9月25日，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Zhudanov）从黑海寄给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和莫洛托夫的信笺中，斯大林更进一步表明了这种状况。
我们认为完全必要且急需安排叶若夫同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Yagoda）并没有能力揭穿季托联盟的行径，国家安全总局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四年。
为了减轻这种压力，斯大林并没有像1928年初经济转轨时那样事先就制定好计划，尽管遇难者名单中的人有时会部分重叠，但斯大林并不需要在很短时间把所有人都铲除。然而当时党内外复杂而紧张的形势又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制订了一个又一个名单，将他们设法予以铲除。
叶若夫还没被提拔时，托洛茨基从前的盟友格奥尔基?皮达科夫就被逮捕了，皮达科夫曾经作为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兢兢业业地工作，因此在1936年12月中央委员会会议后的讨论中，奥尔忠尼启则拒绝相信对皮达科夫关于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的指控。在这场“战斗”中，斯大林必须要赢，因为他要把这种镇压运动继续推进，他们使用心理压力等各种办法让皮达科夫承认与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最终，皮达科夫屈服了，只能被迫参加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会面，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确认了证据。1937年1月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皮达科夫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审判，皮达科夫本人、索柯里尼柯夫、拉德克、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指控领导反苏维埃托派中心。指控证据牵强附会，但这并没有阻碍法庭宣判皮达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死刑，拉德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则被判处长期的监禁。同时，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被射杀。奥尔忠尼启则终于精神崩溃了：在与斯大林进行激烈的争吵后，1937年2月18日，他在自己的公寓自杀身亡。至此，政治局中不会再有人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也不再有人设法阻止这台镇压机器的运转了。
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事件发生在193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这个会议一直持续到3月份。这时的斯大林已不用躲在叶若夫身后。他指控季托联盟已经设立了为德国人服务的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的专门机构，叶若夫反复强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和右派分子正在运行他们的独立组织。在全体委员的授意下，斯大林命令叶若夫进行彻底调查。斯大林同时也威胁那些在党内拥有职务的人，并意图将党内原有的委托授权的权力运行格局打破，并将其替换成垂直管理的专制统治：
把与你并肩战斗的同志组合为一个整体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获得了相对于地方组织的一定独立性，如果你想做的更多一些，就能获得相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对立性，他有他的群体，我有我的群体，并且这些人对我毫无二心。
党内和秘密警察领域整肃运动的警报拉响了。2月27日，布哈林被捕，3月29日亚戈达被捕，一直到夏天，大规模的党内驱逐行动同时发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高层的多数成员于5月27日被捕，武装力量成为继党内和秘密警察队伍之后又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图哈切夫斯基6月11日就被枪决了。在被枪决之前，他惨遭暴打，此后，用血迹斑斑的手在供认书上签了字。
苏联的主要缔造者们基本被打倒了，这时另一个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6月23日召开，叶若夫汇报了他的调查，并恬不知耻地编造了证据。他汇报道，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司令部被揭穿，包括右派分子、孟什维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红军、内务人民委员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各地区党的领导人，这是被断定的最大规模的谋反集团。不仅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和从前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被囊括在内，就连当前的党内领导人也被认为参与了推翻斯大林的阴谋。同时，叶若夫暗示，正是他自己的警觉使得这些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动未获成功。
斯大林控制着整个局面，他再次图谋让叶若夫作为挡箭牌，以示自己和这些高压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当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时，斯大林仍然说和他没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了。1937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卫生人民委员G?N?卡明斯基反对道：“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要毁掉整个党。”闻听此话后，斯大林呵斥道：“你和这些敌人的亲密关系不是偶然的！”卡明斯基坚持原则，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绝对不是我的同伙。”斯大林再次回击道：“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和他们一样都是一丘之貉。”另外一位反对者是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作为苏维埃第三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他强烈反对处决布哈林，并且指控内务人民委员部编造罪证。斯大林为此暂停了执行进程，并安排了政治局讨论这一突发事件。这时，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纷纷劝说皮亚特尼茨基做出退让，但他拒绝了。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时，叶若夫宣布，皮亚特尼茨基是奥赫拉那的代理人，他剩下的日子也就不多了。斯大林在6月29日召开了全体会议，他已经打倒了所有的反对派，并且让中央委员会驱赶了35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受到惊吓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对此全都投了赞成票。
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7月2日，政治局决定颁布法令实施针对“反苏分子”的整肃运动，各种“反党集团”均被清除，甚至连一些社会组织的成员也被抓了起来。这次运动波及有富农、孟什维克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神父、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非俄罗斯政党的成员、白卫军士兵、获释犯人等。由斯大林和叶若夫起草的00447号令在7月31日获得政治局的批准。这场运动计划在8月5日开展，斯大林没有去黑海度假，并以此暗示来监控该行动。叶若夫频繁地向斯大林请示，他建立了覆盖全苏联的专门从事迫害民众的“司令部”。经过复杂的计算，他决定将268950名党内外人士逮捕，这一过程也包括不少司法闹剧。受害者虽被传讯，但他们没有辩护权和申诉权，直接就被判有罪。据精确考证，有多达193000人被发配边疆做劳役，其余75950人则被直接处决了。
通过00447号令，被斯大林处决的人占到被捕总数的3/10，这一事实推翻了其在1937年年中“大清洗运动”中被捕者大多只参加劳役的规定。Trud，4 June 1992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开办的企业显然需要有劳动力扩充进来，包括建筑、采矿和制造业。大清洗运动虽然带来了经济上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更是一个彻底的人力浪费。大规模的屠杀彰显了只有安全利益才是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最重要考虑因素。
1937年7月25日，斯大林和叶若夫推行了第00439号令，使得这张恐怖网更广泛而深入地铺开，所有在苏德国人和具有德国国籍的苏联人都要被逮捕。然而00439号令并没有指定一个具体的逮捕配额，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按照其要求自行确定，结果有55000人被判刑，其中包括42000人被枪决。斯大林认为一些外国人、国内富农和反苏分子一样都会危及他的统治，但他并未完全排斥德国人居住在苏联，之后有曾在中国哈尔滨流亡的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及其他人陆续来到苏联。这一措施从1937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末。
为了解决斯大林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国家内务委员部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逮捕和谋杀。曾经设定的“反苏分子”配额经常被扩充，民族群体中的“敌人”也在不断增加。各地方政府领导很容易就能申请增加逮捕人数，斯大林常常在电报中推波助澜，催生各地的屠杀热情。对于这场逮捕、严刑拷打和残杀的洪流，没有任何档案显示斯大林曾经试图阻止这一切。当克拉斯诺雅茨克地方党委向他报告一次有关粮仓起火事件时，斯大林的回复很简单：“不妨试试更快捷地处理这些有罪之徒，直接判他们死刑吧。”对于如何人道地处理这些反革命分子，斯大林从来都没有过相关指示。相反，他所强调的总是督促下属热情地将“大清洗运动”推行下去。党、政府和其他所有机构的大量人员被他除掉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如果想活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积极主动地遵守有关镇压的每一道命令。
甚至连卡冈诺维奇都要向斯大林祈求宽恕，因为他曾经的伙伴爱奥那?雅基尔将军被斯大林认定为“人民的敌人”。卡冈诺维奇鼓起勇气指出，是斯大林曾在十年前向他推荐了雅基尔。作为当时莫斯科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也异常担心，因为他被斯大林指责为极端分子，当波兰共产主义者流亡至莫斯科并被杀害时，赫鲁晓夫急切地希望证明自己拥有纯正的俄罗斯血统。
斯大林对“大清洗活动”的参与依然是直接且深入的，他的特使已经进入核心决策圈，这些人直接负责对地方领导人的逮捕和软禁。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是他众特使中的一个，他曾经是反对派的成员，后来痛改前非。由于他过去的这种经历，安德列耶夫不得不对上级唯命是从。他的活动范围包括多个城市，如车里雅宾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萨马拉、萨拉多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沃洛涅日以及苏维埃共和国地区的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安德列耶夫很快就决定了哪些人应该被捕，而哪些人能够接任，但他在实施计划之前要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他从塔吉克斯坦首府斯大林纳巴德向斯大林报告：“这里的敌人还基本上和以前一样工作着，并且很自由地在做事情”。对此，斯大林1937年10月3日回复了电报，写道：
我们指定普罗托波波夫（Protopopov）作为（党的）第一书记，伊斯坎德罗夫（Iskanderov）是第二书记，库尔班诺夫（kurbanov）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沙格达耶夫（Shagodaev）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阿谢尔（Ashore）和弗罗洛夫（Frolov）应该被抓起来，你需要及时回到莫斯科参加10月10日全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让贝尔斯基（Belski）几天内去土库曼斯坦来推行整肃运动，叶若夫会告诉他该做什么。
安德列耶夫、马林科夫（Malenkov）、日丹诺夫和其他人在多个地区蹲点，督促执行斯大林的政策。
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斯大林很难对不同地区的每一个活动都一一批复，但在整个大清洗期间，斯大林仍然对383份受害者名录进行了检查。仅这些名录就包括44000人，受害者的地位越高，叶若夫就越有可能在实施清洗活动前请示斯大林，请他签字。斯大林一直很繁忙，但无论何时，只要他发现名单中有认识的人，就会仔细浏览整个名单，并且标出自己的建议。他一如既往地勤勉，包括处理这些事情。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不愿意做和“名录制定”相关的事务。他还一直让政治局中的其他成员参与到制定过程中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常常被征求意见，他们也经常对这些名单大加议论。莫洛托夫曾形容道：“让这只狗像狗一样死掉！”此时，斯大林还尽力避免招致过多的非议。很明显，他还存有一些忧虑，这些忧虑是他发怒时无法规避的。他使用各种手段使他的同志们能够宽恕他的做法，因为斯大林需要他们继续合谋这一肃反运动。
斯大林将多达百万从未触犯法律的人作为打击对象的事实，随即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他清除了每个独立的公共机构，这一行为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系统官员的支持与合作显得十分关键，否则这些群体有可能打乱肃反运动的整个过程。随着形势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赞同肃反运动。或许正因如此，斯大林才需要对他们进行这一考验，尽管他们的支持是虚假的而且短暂的。不但如此，他十分迫切地获取他们的犯罪证据，不管怎样，他需要向大清洗运动的幸存者，包括不明不白被他提拔的那些人证明，这场恐怖的大清洗运动是合法的。把大清洗运动和纳粹德国进行类比是贴切的，当德国安全机构抓捕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时，德国政权对他们的敌视是公开的，对于被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命运，希特勒保持缄默。但这种羞怯的目标在于防止德国国内民众不必要的反对：让这些受害者披着间谍和破坏者的外衣来接受惩罚显得没有必要。他们被捕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和精神病人身份。
这种方式对斯大林来说并不合适，富农分子、神父、孟什维克党人、德国人、哈尔滨人和托派分子等称呼所涉及的抓捕范围，比希特勒在德国搞的清洗范围要小得多。对于备受尊敬的、崇高的苏维埃社会来说，这一方式会给苏联带来致命的形象损失。实际上，斯大林正在统治一个恐怖国家，他还是在乎一些官员的生命的，要让这些人拥有信心。斯大林对于这些受害者的态度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速记员曾经记录的内容：就整个国家范围而言，应有的法律程序也曾发挥作用，但这些都受到斯大林个人倾向的影响，因为斯大林本身就带着非黑即白的观点去看待世界，那些中间过渡的颜色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很显然，斯大林认为那些无法获得他信任的人，一定是在反对他和他的政治。就心理角度来看，他也需要找到那些受害者所犯的错误，既然国家内务委员部缺乏实际证据，唯一的可能就是将这些受害者认定为间谍和破坏者，并迫使他们承认有罪。此时，国家利益与领导人奇怪而反常的意图结合在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和这些事情并不相干，因为是国家内务委员部将证据送到他面前的，一些帝国主义代理人、颠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被统称为“人民的敌人”。斯大林是如此的多疑，以至于他基本上都要说服自己大多数被投入集中营和被枪决的人原本就有危害国家的罪行。他最为近距离接触这场野蛮行为并感受其后果，是当他发起双方对抗时，当时他让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进行有罪“忏悔”，另一方则为已被揭发但还没被捕的领导人。1936年12月，面对库里科夫，布哈林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蝴蝶被别人用针插在板子上。
尽管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从以上这种双方对抗中获得满足，实际上，当时他还是需要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些裁定进行批准的，只有当他需要政治局其他人的赞同时，他才会组织这些活动。1937年上半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需要这样一种对抗形式了。随后的几个月里，肃反运动仍在进行，既波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国家对内务委员部的屠夫们进行了褒奖，叶若夫的名字仅次于斯大林而备受官方尊敬。12月16日，轮到对阿贝尔?叶努基泽和一同被诉者接受审判，他们被判军事间谍罪、民族分裂罪和恐怖主义罪，都被秘密而快速地执行枪决了。
1938年3月轮到布哈林了，在被告席上还有另外三位，他们在列宁时代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是：阿列克谢?李可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亚戈达也是被告中的一员，他们是几名次要人物。在“大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国家内务委员部领导人组织了第三次审判，这些指控和以前一样荒诞，布哈林被指控在1918年密谋暗杀列宁和斯大林，妄图窃取政权。他避开了这一指责，但认可并承担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斯大林阴谋集团的政治责任。克列斯廷斯基属于次要人物，第一次出庭时，他撤销了入狱证词，然而第二天，看起来更为憔悴的他又不得不认可原先同意的证言。几乎所有被诉者都经受了野蛮的殴打，布哈林得以幸免，但他看上去已经像一个残废之人了。他在狱中向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柯巴，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然而斯大林是个嗜杀者，在庭审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瓦西里?乌尔里希一直在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命令道，一定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都相信宣判前，受审人员的忏悔是真实的。这样，很多西方媒体记者都被欺骗了。3月13日裁决结果被宣布：几乎所有被诉人员均被枪决。
两天后，斯大林批准了一项更深入的针对“反苏分子”的肃清运动。这一次他希望在全苏联逮捕57200人，在斯大林和叶若夫的授意下，仅通过这三巨头的许可，48000名被捕者就被执行了枪决。长期以来，叶若夫一直负责类似事情，并对自己的职责“充满热情”。1938年，整个春、夏、秋季，大屠杀持续进行，内务委员部成为代表斯大林利益执行恐怖任务的绞肉机。自从斯大林让叶若夫接手这一恐怖机器，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他就一直确保该机器的运行。
斯大林从未亲眼见过卢比扬卡的地下集中营，他甚至未曾看过“大清洗运动”中的“绞肉机”。为了完成大量工作，叶若夫向斯大林请求获得大量资源，内务委员部执行机构的资源对他来说远远不够。“大清洗运动”需要大量的速记人员、警卫人员、执行枪决人员、清理人员、拷打人员、办事员、铁路人员、卡车司机和信息员，一些标有“肉类”、“蔬菜”的卡车装载受害者，运到莫斯科附近的乡下地区布托沃，这里是已经备好的行刑场所。专门为运送牲口设计的货运火车常常在夜间启动运输任务，将集中营中的犯人运送到苏联北部地区、西伯利亚或者哈萨克斯坦等地。这些不幸者在途中缺粮少水，冬天寒风刺骨，夏天又会酷热难耐，仅气候就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折磨。斯大林曾说，他不希望给予这些被捕者“度假”的待遇，他在新乌达村、纳雷姆、索利维切戈茨克甚至库雷卡村所感受的些许舒适绝不可能给予这些被捕者。到达劳改营地后，他们又会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叶若夫的“膳食专家”们会精准地计算出提供囚犯们最少的卡路里，并让他们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如伐木、金矿采掘、建筑工等。同时，集中营中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囚犯们很少能够得到全部供应配给，况且斯大林也从未尽力去发现这种真实的状况。
这就是“大清洗运动”中的混乱局面，尽管斯大林曾坚称每一位受害者都要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但被捕和枪决的人数从来都没有被弄清楚，这种混乱状况下不可能弄清楚这一精确数字。所有记载虽具体细节不同，但都指向共同的问题。把各方面的数字整合起来粗略统计，总共有150万人在1937—1938年间被内务委员部抓捕，最后只有20万人被释放，被抓进内务委员部，十有八九意味着死亡的结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三人夜以继日地从事着骇人听闻的恐怖工作，有一种看法流传很广，或许是故意流传出来的，那就是斯大林强迫集中营里所有犯人从事劳动即可。事实上，内务委员会接到的命令是，将一半的集中营犯人运至西伯利亚或苏联北部地区不是劳改，而是直接枪决。粗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里，有75万人在扫射中丧生，这就是“大清洗运动”的可怕真相。
“大清洗”之后的不平静
“大清洗”之后的不平静
以叶若夫被清除出内务人民委员部为非正式标志，1938年11月23日，肃反运动结束。叶若夫的继任者是副手拉夫连季?贝利亚。直到那时为止，他们都没有试图停下大屠杀的脚步。熟悉斯大林的人知道，此次运动，是在他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
但是，斯大林的一些同僚想要停止这一恐怖机器的迹象已经出现。在1938年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马林科夫开始有这种想法。当时，他巧妙地谴责前些年在开除党员时所犯的大量错误但没有直接批评此过程中的逮捕与处决现象。马林科夫牢牢地抓住党内程序这一主题，指责地方领导人将无辜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的做法。所有人都知道，对被开除出党的人来说，远远不是被没收党员证这么简单。他们一成不变地被送往古拉格劳动集中营，或被枪决。马林科夫后来宣称说，他是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使他能够理解和赞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唯一一次机会。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工具，斯大林不批准他的动议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如何，除了一项更加小心地处理开除共产党员这件事情的决议外，尚没有任何措施来制止恐怖机器的继续运转。然而，斯大林对叶若夫的疑虑明显增加。1938年8月21日，叶若夫在现有的工作职责之外，又担任了水运人民委员一职。这样，就以一种典型的间接方式将这种疑虑表现出来。这件事情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斯大林警告叶若夫如果不能让他满意的话，就会将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拿下来。
叶若夫深知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他知道即便是再小的错误，都可以致命。但是，他还要以某种方式向斯大林证明自己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从1938年7月开始，他还不得不与新任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野心勃勃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搞好关系。到那时为止，贝利亚已经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南高加索地区，人们认为他是反对一切对手的阴险的策划者，因此，公众普遍对他心存疑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936年12月毒死了其中的一个对手，这个人便是阿布哈兹的共产党领导人内斯特?拉科巴。如果叶若夫犯错误的话，贝利亚愿意代替他。其实，他非常高兴能把叶若夫赶下台。与贝利亚的日常合作如同将一头野兽捆在麻袋里，因此，叶若夫的压力逐渐变得无法容忍。他开始酗酒。当这都不能满足他时，他纵情于同在办公室或家中遇到的男性搞同性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其未来的地位，他开始搜集能够危害斯大林的材料。
很难想象，叶若夫如何才能运用这些文件。他的行为表明，这位钢铁般的人民委员，变得有多么绝望。在意识到自己将随时会被逮捕时，他每天都歇斯底里。他的命运全系于斯大林是想改变政策，还是想进行人事变动。如果他想挺过这关的话，就需要斯大林永远致力于国家恐怖主义，且这项工作仍由他来负责。
1938年10月23日，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抱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并博得了斯大林的赞同。在这种情况下，叶若夫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已经到了能够察觉出来的地步。斯大林要求他一起倾听肖洛霍夫的抱怨。11月14日，斯大林发布命令，要求清洗内务人民委员部中“愧对政治信任”的人。第二天，政治局批准了党和政府的指示，决定停止正由公检特别法庭和特别军事法庭调查的案件。它还于11月17日提出，人民的敌人早已渗透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对叶若夫而言，这些措施无异于灭顶之灾。因此，他更加疯狂地酗酒，更加放纵地向男朋友们寻求性的满足，更加轻率地谈论政治。当拉夫连季?贝利亚日益以内务人民委员接班人的身份受到斯大林的眷顾时，叶若夫的心理都快崩溃了。11月23日晚间，这群狼一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会上，叶若夫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逮捕人民的敌人方面的无能，请求辞去内务人民委员的请求。他的辞职请求被接受，可是，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以及作为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还是保留了下来。不过，叶若夫盛气凌人、权势甚高的日子结束了。
贝利亚一接手，便恢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秩序，并使其接受党的控制。他极端残忍，且很有能力，斯大林相信他能够收拾好叶若夫留下的烂摊子。贝利亚也不是个天使，但与叶若夫不同，他积极地参与到严刑拷打中，还在办公室里保存着笞杖，以便随时使用。同时，他的性格也较其前任更加稳健。斯大林与他一起，发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根据1939年1月的指令，允许审讯时使用酷刑这点没有被废除，不过，只是限制在“例外”的案件中使用。有关叶若夫的材料被收集在一起。1939年1月21日，叶若夫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4月份被捕，第二年便被执行了死刑。这样，整个“公检特别法庭”系统走到了尽头，1937—1938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这段时间，也被人们认为是“叶若夫时期”。人们的这种看法，正合斯大林的意思，因为他想将所有的责任都从自己的肩膀上卸下来，推到叶若夫身上。虽然肃反的程序减少了，但并未完全废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层面，苏共不再每天都牢牢地控制住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时，严刑拷打仍在继续使用。肃反运动所造成的狂乱的氛围尚未完全被驱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一个杀气腾腾的疯人院，大多数领头的狂人们都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斯大林开始允许其随从们讨论滥用权力问题，此后，叶若夫便被免职了。不过，在两年的时间里，人们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同时，人们也了解到，相当一部分牺牲者并不属于可以被描述为“反苏分子”的那类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有些方面很有可能是受了叶若夫的误导。叶若夫的职业生涯和生活都有赖于其说服斯大林的能力，使斯大林相信真正的反苏分子和人民的敌人都被逮起来消灭了，而他的这种行为让每个人都如履薄冰。
正如当时的很多人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家所猜测的那样，肃反运动不是斯大林主动发起的，因此，苏联到处传播着这样一个观点，即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完全脱离他的控制。斯大林很可能没有预料到叶若夫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会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而且，地方警察机构所逮捕的那些被划为某一种类的人，肯定比会上安排给他们的数额要少。1937—1938年的镇压，总是与“错误的”逮捕相始终，滥用权力和过火行为屡见不鲜。同样真实的是，很多真正的反苏分子逃过了肃反运动，并由1941年成立的德国占领政权随意处置。 希特勒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富农、神父和其他反苏分子。这些人，都是苏联的恐怖组织意欲清除的对象。在那种程度上，斯大林的目标真的受到了重挫。尽管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彻底的镇压运动，但其“肃清”苏联所有真正敌人及潜在敌人的努力，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斯大林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所有目标，但并不能说明他没有取得成功。众多人被错误逮捕的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斯大林当时真是使用了他为发展经济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苏联大多数公共事业部门的管理混乱，政策被强制推行。倘若不能达到目标，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制定数量指标，也是“一五计划”期间管理工业增长率的方法。同时，国家也按照这种方法指导农业集体化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管理体系运作的前提是必须给低层次的官员精确的数量指标。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成员们深知，各地报上来的信息在到达他们这里后，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信的。可以说，信息误报是苏维埃制度的一个基本缺陷。正如工业生产中的浪费一样，肃反运动中无畏的人员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能够消灭大多数可能给其带来威胁、并令其不满意的人，实现其最终目标，斯大林就不会对他所造成的混乱心怀歉疚。
斯大林清除了每个机构中的仇敌，成了这个国家的专政者，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将其约束。肃反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利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斯大林把自己变成苏联当局无懈可击的人，建立了最个人化的独裁政治。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相比，他总是那个最接近全面专制的人。他统治着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可以约束他。斯大林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过，他也毫无征兆地干涉国家的小事情，并通过这个手段，让各部门的领导人尝试着去预测他的愿望。而且，国家还使民众保持一种屈从恭顺的状态，这让人们感到非常不快。每个机关和团体都要按照中央政治当局的要求行事。斯大林通过肃反运动，稳定了其专制统治及其组织机构，一党制国家的控制无处不在，无人不晓，根本无法抗拒。
但是，斯大林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确保人们普遍主动地服从他的命令，因此，他算不上传统意义上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排除异己，但是，每当遇到那些为其憎恶的破坏苏维埃制度的非正式实践，他都不能成功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同在一块肥皂上擦火柴，毫无办法。
同时，尚有很多因素对斯大林的统治形成限制。1937年，斯大林告诉党的中央委员会，他打算铲除苏联的政治庇护网。但是，受庇护的组织和团体还是挺了过来，苏联政治中仍然存在庇护现象。在很多地方，这些庇护网都建立在家庭和部落的基础上。当地领导党、苏维埃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官员中，也存在这类“团伙”。阻碍苏联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国家权力垂直系统的障碍依然存在。30年代晚期，很多官员得到了提升，但无论他们有多么崇拜斯大林，都意识到，在给莫斯科写信时一定要保持小心翼翼来自下层的信息错位，也为当地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自我保护。在新经济政策下，新闻出版机构、司法机构和市场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地方性的政治体系。但1928年以后，如果他们还算有一点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更是少得可怜。1938年之后，形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斯大林的朋党们并未在所需精确度范围内了解所有的事情，被提拔的官员热衷于享受他们的特权，斯大林不能永远只依赖恐怖措施，必须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
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有清晰的看法。他刻意将年轻同志和工人阶级的同志们提拔至高位，培养新的一代来取代十月革命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并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而在法国和英国，年老的一代是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将年轻人提拔到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上，是斯大林长期以来的目标，现在，却通过最残忍的方式实现了。在肃反运动接近尾声时，他力图将被提拔者留在自己的阵营中，各等级的额外待遇和特权也被保留了下来，等级越高，回报也就越多。通过这种收买，斯大林将他们诱至纷繁复杂的谋杀中。进行政治清洗的行政官员们，固定地拥有比其他人多的收入，也能够得到其余社会成员不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即使他们实际不能接替前人的职位，但必定会拥有自己的公寓、别墅、绘画作品、地毯和钢琴，能够雇用属于自己的家庭教师、私人司机和保姆。因此，被提拔的官员属于特权精英阶层。
有些官员仍然担心斯大林可能会重新开始肃反运动，因此，斯大林希望能够让他们镇静下来，不再持有这种想法。1939年在庆祝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时，他在总结报告中谈到了下面这个主题。斯大林说：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惜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究竟在什么岗位上他们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关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正在成长的工作人员不断上进，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成长。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
他对新提拔的干部的诉求非常热心，宣称一些匿名讨论者认为老同志拥有丰富的经验，国家应当“注重老干部”。但是，他本人坚持认为，比较明智的方法就是他所选择的这个办法。这不是他第一次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新提拔的官员都不如他有更牢固的朋友。
在创造了这个新的管理精英阶层后，斯大林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忠诚。他是为了他们才下令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不是为了社会上的其他团体。的确，他早就瞄准了整个“科学技术知识界”。肃反运动结束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试图将这个团体征召入党。此后，在入党方面工人便不再有特权，新入党的党员，既要有自身价值，还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用。
在斯大林的干预下，技术专家治国的紧迫性日渐明显。同时斯大林作为苏联这个新改革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的自我肯定也达到了极致。他竟然假装人们以某种方式将领导的担子强加到他身上，他时常对此满腹牢骚。当其他领导人各司其职时，他考虑的却是全局。在1940年的一次晚餐会上，他甚至自鸣得意地说道：但是，我一个人要忙于这所有的问题，在你们这些人中，甚至都没人想过这个问题，我必须独自承担。
是的，我每天都可以学习、阅读、追踪这些事情。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因为你不想学习，只是每天自鸣得意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你们这是在浪费列宁的遗产！当加里宁提出反对意见，抱怨缺少时间时，斯大林大声嚷道：“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乳臭未干的人虽然有时间，但他们不想学习、再学习。他们虽然听我讲话，但很快就会把我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如果我失去耐心的话，就会将你的事情悉数抖落出来。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斯大林想让人们遵守他的方针政策，但他也要求下属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斯大林看来，除非政治局成员们能够提出独到的想法，否则，他们都毫无用处。在他统治期间，频频出现紧急事件，就免不了会有讨论。而这种讨论，几乎要把大多数人逼疯了。斯大林会寻找他们的弱点。总之，他有趁人不备攻其软肋的本领。斯大林总是询问某个下属是否“真诚”，无法忍受被官方宣传称作“两面三刀”的行为。他理想中的共产党员冷酷无情，精力充沛，完全忠诚。同时，他也喜欢那些“从群众中”来的人。即便“大清洗”结束以后，也并非所有下属的出身都是工人阶级或农民。事实上，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显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但总体来说，斯大林的同僚们根本算不上彬彬有礼，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其斯大林所喜欢的活动，并展示出他们的男子气概。
斯大林有很强的执行力，他要把理想付诸行动。假如有一个苏联领导人不真诚，这个人便是斯大林。在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他是最不坦诚的一个。他讨厌人们问他一些尖刻的问题，而他自己却喜欢用这些问题去击中别人的痛处。他将个人背叛视为十恶不赦的冒犯，却将对下属的担心外化，这也反映了其性格的基本特征。至少，斯大林恶劣的人格错乱正在毫无限制地起作用。他竭力放纵着偏执狂的、复仇心重的癖性，除了一场内部政变、军事征服和他个人早逝外，没有什么可以将其他人从他嗜杀的狂想中解救出来。
整个30年代，斯大林都在政治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支配着其他的政治领导人。肃反运动却将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专政者。同事们继续尊重他，甚至可以说是称赞他，但他们内心仍然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即使是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没有人敢反驳他。只有莫洛托夫，有足够的信心在方针政策方面与他有分歧。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在措辞和行为方面慎之又慎，其他人更是谨小慎微。实际上，与斯大林交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他经常故意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政治局成员们在预先不知道其意图的情况下，被迫暴露出自己的想法。在斯大林的威逼利诱、故弄玄虚的把戏下，他们总是紧张不安。毕竟，斯大林杀害了卡冈诺维奇的哥哥莫伊谢伊，给莫洛托夫的妻子降了级，且还要将她与加里宁、安德列耶夫的妻子一起逮捕。因此，政治局成员们面临的肉体上的危险并未消失。通过毁灭其他成员及其家庭，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狂鲨发出了对受害者的欲望尚未得到满足的信号，但他们可以对任何事情都不予理睬。
挺过肃反运动的大多数同僚们都顺利地活到了他们生命的自然死亡期。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自从20年代就追随斯大林，至少到40年代他针对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行动为止，还站在他这一边支持他。被提拔上来的新人们，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维辛斯基和贝利亚，一直与他站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个统治集团开始安下心来，从1938年年底开始，直到1949年沃兹涅先斯基（Voznesenski）被解除职务，再没有政治局成员被捕。而且，在1941年6月溃败之前，红军中也再没有将军被拘捕。但是，先前发生的那些事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所有的统治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位置只是由最高统治者突发奇想随意安排的。
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苏联神秘莫测的行政性信函往来中，有一封1940年贝利亚向斯大林发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古拉格作为苏联的经济部门不光能够支付自己的开销，还能盈利。他说：“整个劳动营和劳改队系统，正在全力维持生存，不需要对囚犯（170万人）、警卫和集中营的组织结构提供补贴。”当时，贝利亚正在追名逐利，可能早就知道事实正好与之相反。但是，政权正处于巩固期，斯大林不会考虑对其已经建设起来的制度做基本变革。他强劲有力，信心十足，但工作过度劳累的斯大林强调，国家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启动杆，但他从不相信人们自发的绝对潜力。他希望工人和农民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其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工作，抨击“敌人”。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欣喜若狂。在1937年年中图哈切夫斯基被审判后，有98.6%的投票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到1938年3月布哈林被处死，这个比例上升到99.4%。
这是这位感到自己大获成功的人的评论。他实现了足够多的目标，从中得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他的统治和为苏联所做的制度设计都是能得到保证的。在未来的几年中，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成员们如果面临不可预料的风暴而试图消除各种障碍的话，就只需要做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基本的设计仍原封不动。那些按照完全不同的时期来解释这种修补的观察者们几乎不能令人信服，但如果谈论“晚期斯大林主义”或“高级斯大林主义”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定在肃反运动结束时的1938年。斯大林继续修补他的图纸，在“二战”前、战中和战后，苏共、各人民委员会和军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胡乱摆弄着俄罗斯民族身份的范围、文化和宗教表达的范围，也根据当时的社会氛围调整着对他的个人崇拜。经济政策被一遍遍地修改，外交政策也在不断被修正。斯大林自己不把他的设计称作斯大林主义，但并不反对其他人使用这个词语。直到他去世，这种制度仍很盛行。即使在他死后，该制度的很多方面还经久不息，一直实施着。
三巨头
三巨头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英、美、苏三国之间的重大利益结合在一起。苏德战争一爆发，丘吉尔就提出给予苏联援助。英苏双方于1941年7月12日签订了一个协议，以比弗布鲁克男爵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在美国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陪同下于当年9月飞往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当美国和德国之间在12月宣战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谈判也随之展开。英美双方共同成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委员会来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同盟国的领导者——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起被称为“三巨头”。
大国同盟因为相互猜疑而不稳固。然而全球性的战争正在进行，欧亚战场间的资源分配尚未达成协议，关于军事战略行动也亟待商讨。随着苏德战争的继续，英美需要决定何时在西欧开辟 “第二战场”。它们在相互援助方面也存在着问题，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英、苏都指望美国提供武器装备、食物和金融信贷。三国政府必须就此达成协议。战争目的也需要明确。如果同盟国取得胜利，华盛顿也不会再支持大英帝国，为此英、美争吵不断。同样，英、美都不希望斯大林在东欧恣意妄为，盟国也没有就希特勒失败之后德国的去向问题展开讨论。面对如此众多的两难抉择，各国最高领导人的亲自介入和讨价还价就显得非常必要。
三巨头通过电报和大使保持联系，然而这并不能取代直接谈判的作用。问题在于，罗斯福身体残疾，频繁的、长时间的空中往返对他来说太过劳累。丘吉尔倒是一位狂热的旅行者，他于1941年8月越过大西洋，在阿根夏湾（Placentia Bay）与罗斯福会面，并于同年12月再次在华盛顿与其会面。之后，丘吉尔分别在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进行了更为危险的空中之旅，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这牵涉到中途要在直布罗陀海峡、开罗、德黑兰和古比雪夫的飞机场临时降落。）
斯大林疯狂地想要控制莫斯科的所有事情，他不想乘坐飞机去冒险，反对任何此类的行程，以至于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避免此类冒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1940年曾被派往柏林。1942年5月，莫洛托夫越过波罗的海，穿过北海，飞往英国。他不相信狡诈的阿尔比恩（Albion，译者注：英格兰旧称），因此在睡觉的时候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斯大林自私地希望他人去冒险，他的顽固激怒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试图用雄伟壮观的吉萨（Ghiza）金字塔来说服苏联领导人去开罗。就像罗斯福所说的，虽然美国宪法对总统在国外的时间有所限制，但他本人还是很愿意去开罗。斯大林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三巨头的会面，在拒绝了开罗、巴格达和巴士拉会面的建议后，他同意在1943年11月去德黑兰参加会议。德黑兰离苏联不远，而且斯大林确信在伊朗首都的苏联大使馆可以确保他的安全，否则，斯大林会拒绝在苏联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旅行。1945年2月，在苏联南部的雅尔塔召开了三巨头第二次会议。斯大林习惯在晚上工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为了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议，他不得不改变作息习惯，使自己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
斯大林已经为行程做好了准备。1941年，他下令装配一节特别的火车车厢，这个车厢可以保证他在旅途中继续工作。这是一个重量为83吨的重装甲车，里面的设施（书房、客厅、厕所、厨房和保镖的隔室）都秉承了他喜欢的扎实风格。车厢一点也不奢华，斯大林是一个不喜欢低俗装饰品的领导人，车厢里所有设施都是用重木材和重金属定做而成，他要求的是一个能保障正常工作的环境。很大程度上，FD3878车厢就像一个移动的克里姆林宫。
早在斯大林启用他的新设施之前，苏联与西方同盟国达成的协议已经开始实施。苏联迫切需要补给，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丘吉尔就向苏联提供了援助，并派军队护送到北冰洋，但英国自己却是依靠美国的补给船。因此，对苏联政府来说，一旦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从罗斯福那里寻求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实，对美国而言，如果加强苏联红军的抵抗力可以削弱德国国防军的话，那么美国的利益就和苏联的要求相一致了。美国将《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联，贷款、军需用品和食物都按指定拨给苏联使用。转运到苏联的货物要通过北极护航行动到达摩尔曼斯克，要不就是穿越苏联与伊朗的边界到达苏联南部，因为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其他航线难以成行。即使如此，美国的吉普车、罐装猪肉、食糖和弹药依然有计划地填补了苏联自身产量上的不足。在德国潜艇的频繁袭击中，英国的船舰遭到破坏，但是斯大林认为与苏联红军为抗击德国法西斯而导致的成百上万的死亡数字相比，英国的损失根本不值一提。
另外一件使斯大林焦虑甚至非常不满的事情是，他要求西方同盟国在欧洲开辟 “第二战场”以缓解苏联军队的压力。斯大林抓住所有机会向美英强调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性。在反对希特勒的军事战斗的初期，美国人还轻描淡写地谈论到1942年年底或许可以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则更为谨慎小心。在1942年8月访问莫斯科时，丘吉尔打开一张西欧地图，解释从英国进行海上登陆存在着非常大的后勤供应困难。斯大林则揶揄道：“难道英国海军就没有荣誉感吗？”丘吉尔受够了苏联领导人苛刻的要求，差点要放弃进一步的讨论而返回伦敦。斯大林感觉做得太离谱，于是盛情邀请丘吉尔参加另一次欢乐的晚宴来弥补这一过失，危机随之解除。当美国方面认真评估了登陆所需的后勤补给时，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斯大林也意识到除非英美方面做好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准备，否则任何敦促都没有意义。
尽管斯大林在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通信中不断地指责他们，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滑老练而不至于出现僵局。斯大林有求于罗斯福，他要指望美国人给苏联提供资金和军事上的帮助，他在1942年12月14日写道：
我确信时间没有白白浪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至迟会在1943年成为现实。因为总统先生和丘吉尔首相在1942年向我做出了庄严许诺……
承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英美不会贸然行动。
英美通过拒不履行承诺以促使斯大林同意参加三巨头会议，德黑兰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召开。丘吉尔对他的盟军伙伴已经非常了解，而斯大林和罗斯福以前并未谋面。苏联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彼此互相欣赏，他们相处得很愉快，斯大林表现得彬彬有礼。在罗斯福的印象中，斯大林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斯大林和罗斯福都想看到大英帝国解体，而罗斯福也只是在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提到这个问题。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粗鲁但可靠的谈判者，他以深谙对付斯大林之道而引以为豪；斯大林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突然表现得很友好，而罗斯福对此则知之甚少。罗斯福在战争中期生病了，他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也在慢慢耗尽。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尽量利用与罗斯福的友好关系，试图在他和丘吉尔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并不总是成功，但他成功地挫败了丘吉尔在东欧建立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以对抗苏联的企图。
同时他们又必须安抚丘吉尔。在苏俄内战期间，丘吉尔曾是世界上反苏俄运动中最积极的倡导者。他宣称布尔什维克者是最丑陋的人，并扬言要把十月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斯大林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引出这件事，丘吉尔回答说：“我在干涉方面一般很活跃，希望你不要误会。”斯大林勉强挤出一丝笑意。丘吉尔却紧抓不放：“你原谅我了？”斯大林老练地回答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交给上帝吧。”
大国同盟的西方领导人与斯大林会面时，总能得到苏联的贵宾待遇。丘吉尔到莫斯科访问时，享受了一次最为奢华的欢迎仪式。1944年10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安排了一次大型宴会，宴会的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和葡萄酒，英国官方代表团在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前饱餐了一顿。在音乐会上，管弦乐队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斯大林同意晚上在英国大使馆用餐，他和丘吉尔在晚宴上相谈甚欢，为了表达他的友好，他故意从大厅穿过，让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能够看到他的尊荣。大使馆官员抢在斯大林酒足饭饱之前向他敬酒。为了避免喝醉，斯大林经常喝一瓶有色的伏特加酒，而其他人喝的是烈酒，他在1939年向里宾特洛甫坦诚了这个诡计。但是那天晚上斯大林也喝得酩酊大醉，凌晨4点才离开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反动巢穴。
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人同样好客，为三巨头在重大问题上共同商议并做出决定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下决心要防止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他们一致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肢解德国，罗斯福的一些随行人员希望强制性地使德国去工业化。德黑兰会议也讨论了东欧和中欧的边界问题。斯大林非常关心苏联的安全，诱使丘吉尔提议重新绘制欧洲地图。丘吉尔用三根火柴杆来说明这一点。显然，丘吉尔认为如果不借助于一个直观教具，他将无法使这位高加索人理解他的观点，丘吉尔想要把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向西移。依照他的判断，苏联的西部边界应该是以20世纪20年代中期寇松线为准（就像安东尼?艾登指出的，它实际上和西方所知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一样的，莫洛托夫并没有反对）。以牺牲波兰为代价，苏联领土得到极大扩张，而波兰将会在德国东部得到补偿。为保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要求海港城市哥尼斯堡（Konigsberg）也应归苏联所有，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并未表示出异议。
为了达到目的，斯大林必须调整他的作息时间；他可以强制要求苏联所有主要的政治家和司令官像他一样熬夜工作，但显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可能在灯光下与他谈判。在德黑兰，斯大林窃听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话，借助于此种优势维持他的自信，并且用这种自信来玩弄阴谋，同时又用这种隐蔽的优势来胁迫他的谈判者。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这样写道：
斯大林临时改变了他的习惯（他经常在晚上工作，上午11点起床），上午8点接待了我和其他一些人。他为我们的会议作了精心准备，并就手边的文件提出他感兴趣的问题。他甚至会问及他们谈话时的语气等细节问题：“他讲到那里时是深信不疑还是没有一点激情？罗斯福的反应是什么？提到那件事时，他非常坚决吗？”有时他会感到很惊讶：“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听见却还公开谈论此事！”有一天他甚至问我：“你在想什么？他们知道我们在偷听他们讲话吗？”
虽然西方代表团以苏联的情报机构可能在偷听他们为前提来工作，但比起斯大林为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程度而言，斯大林遭受后两者的为难可能要少得多。
1944年10月，丘吉尔前往莫斯科，他迫切需要对欧洲的未来做进一步讨论。丘吉尔巧妙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很适合做交易，所以我说‘让我们在巴尔干半岛解决我们的事务吧’。”丘吉尔在一张白纸上果断地、随意地写出他的提议，他建议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势力范围应该通过计算来分配。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百分比协定”：
罗马尼亚 90 苏联
10 其他国家
希腊 90 大不列颠（与美国一致）
10 苏联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75 苏联
25 其他国家
斯大林静静地等待着翻译，匆匆地看了一下文件，然后从青铜壶上拿起蓝色钢笔勾了一个大大的对号。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这两个人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丘吉尔打破了沉默，他说：“我们似乎在以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解决对于数百万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种讽刺吗？让我们烧了这个文件吧。”但是斯大林不为所动，他说：“不，你要保留它。”
丘吉尔在与英国大使后来的谈话中，指出自己的建议是“卑鄙的文件”。斯大林再次考虑了文件的细节并要求加大苏联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影响，关于这两个国家，他要求苏联占有80%的领土。经过丘吉尔的同意，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议上接受了这个修正案。这个“百分比协定”就是一个神话，而且它还在不断继续。例如，斯大林和丘吉尔瓜分了他们两国之间的所有欧洲国家，同时他们的会谈也对所有有关领土和政治的决议做了预先规定，盟国接下来采纳了这些决定。其实，这个“卑鄙的文件”是为未来瓜分世界准备的一个临时性双边协议，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它没有提到德国、波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战后对各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构建，文件中也没有涉及。文件明确阐述了未来欧亚战后的秩序，但这个“百分比协定”并不会束缚住美国的手脚。毫无疑问，他们事先并未征求罗斯福的意见，因此罗斯福总统可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接受或者拒绝这个协定。然而事实上，他希望在德国失败前同苏联保持这种甜蜜关系，因此罗斯福毫无异议地欢迎这个“卑鄙的文件”。
1945年2月4日，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到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对战后的欧亚进行规划。对斯大林而言，这也是苏联当局者炫耀其精明才干的一个机会。每个代表团都住在为沙皇而建的宫殿里。对于贵族出身的丘吉尔来说，这丝毫提不起他的兴趣。丘吉尔说即使花上十年时间，也找不到一个比这儿更糟糕的地方。如此的长途旅行并没让丘吉尔这样一个旅游成癖的旅行者感到苦恼。雅尔塔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在1917年以前它是帝国高官最喜欢的度假圣地之一。斯大林喜欢从克里米亚到阿布哈兹的整个海滨——斯大林认为丘吉尔沉醉于英国人的粗俗。
雅尔塔会议所做的决定意义重大，斯大林以最大热情参与其中。对于在即将到来的欧战胜利之后加入对日本作战的承诺，斯大林要求得到回报。特别是他要求从德国获得价值200亿美元的赔款，这个要求引发了争议，但最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向斯大林妥协了。更激烈的争论是对于波兰的处置。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坚持下，未来的波兰政府将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并没有在细节上对斯大林形成有效的约束。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想要谋取放手处理东欧和中欧事务的权力，罗斯福和他谈得很融洽，甚至会避开丘吉尔来见斯大林。作为西方同盟的伙伴，丘吉尔一方面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忍受这种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又要最大化争取自身的利益。当斯大林要求得到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他们的北方四岛）时，为了报答在太平洋战争中苏联的参战，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满足了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斯大林和丘吉尔也接受了罗斯福在战争结束时建立联合国组织的强烈要求。就像“一战”后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对罗斯福而言，建立一个保障全球和平的组织至关重要。
西方同盟国并不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虽然德国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但并没有多么明显的迹象显示出日本时日不多。此外，在欧洲的英美武装军队被告知他们要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不仅仅是《真理报》，西方的新闻出版界也忙于树立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苏联加入对第三帝国战争伊始，英国的媒体就不再批评斯大林而是对其大加赞扬。1941年12月，在斯大林的生日宴会上，伦敦爱乐乐团（以前并不是一个亲共产主义的组织）为他演奏了协奏曲。在西方国家，公众舆论更多的是对苏联红军的感激（之前也许已经发生），把斯大林当作勇敢和光荣的化身，后者稍微不太合理。西方盟国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在当时既存在政治上的困难，也存在军事上的问题。即便如此，他们本来可以向斯大林施加更大压力。比较而言，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坚定，但显然还是太温和。
实际上，雅尔塔会议期间三巨头最严重的意外事件并非发生在正式谈判期间。在一次午餐喝了杯酒后，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西方人把他称为“乔大叔”。暴躁的苏联领导人感觉自己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他无法理解送给他的这个昵称里包含着一种非常勉强的尊重。斯大林几乎拂袖而去，经过劝说方才没有离席而去。事实上，不仅仅斯大林有昵称，丘吉尔在给美国总统的电报里署名“前海军大臣”。斯大林对于挖苦丘吉尔并不感到反感。一次三巨头聚餐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防止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盟国应该枪毙50000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专家。丘吉尔熟知斯大林的血腥记录，相信他是认真地讲这番话的，因而怒气冲冲地说，他宁愿自杀也不愿“用这种丑恶的方式玷污自己和祖国的荣誉”。罗斯福试着缓和这种气氛，他说处决49000名德国军官就足够了。丘吉尔讨厌这种玩笑，愤然朝门口走去，最终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拉了回来。他们向丘吉尔道歉，声明那只是一句玩笑话。
丘吉尔依然不相信斯大林在开玩笑，但他暂时还不能考虑离开雅尔塔会议。正如前几次会议，丘吉尔像斯大林和罗斯福一样明白盟国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会被一个个绞死。然而，当有人故意对他人进行人身侮辱时，其他人又不得出面平息事端。事实上，一个名叫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的将军，他是丘吉尔的随从，曾对斯大林恶语还击。这种情况在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就发生过，当时斯大林指责布鲁克没有对苏联红军表示出友好和同志般的友谊。早有准备的布鲁克立刻以牙还牙地回敬斯大林，看起来在战争中 “真相必须与谎言相伴随”。他继续说到，他对苏联军人具有“真正的同志关系”。斯大林默不作声，进而机敏地对丘吉尔说：“我喜欢那个人，他说得有点道理。”
斯大林虽然很聪明，但他并不是一个外交天才。然而当三巨头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有机可乘了。斯大林已经占足了便宜，但他贪婪地得寸进尺。他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想法：为了在本国和西方侵略者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苏联应该征服欧洲的东半部领土。斯大林和筋疲力尽的罗斯福有着相当好的工作伙伴关系，虽然他和丘吉尔彼此互不信任，但他们觉得还可以继续坐在谈判桌旁谈判。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合作关系时间过长，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曾就斯大林的野心提出警告，但一切都是徒劳。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斯大林这个不轻易流露感伤的人给华盛顿发了一份令人动容的唁电。斯大林之所以动容，与其说是由于三巨头中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同伴的去世，倒不如说是因为某种运作良好的政治关系的解除。个人外交消除了许多自1941年以来可能破坏三方军事联盟的隐患。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很喜欢丘吉尔和罗斯福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他们的几次会见也增强了他的自尊心。罗斯福的继任者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有一个“右倾”的名声，斯大林意识到未来世界事务的谈判将会更为艰难。
后斯大林时代
后斯大林时代
1953年3月初，改革浪潮吹遍整个苏联。经受了长期的压制后，斯大林的继任者终于可以在他死后变革其政策。苏共中央主席团没有一个人赞同他总体上保守的政策，甚至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这样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也赞同实施一定程度的改革。斯大林长期以来打击的改革终于有了实施的可能性。然而社会上并未出现关于改革的讨论。苏联当时是不允许民众讨论这些问题的。苏共党内斯大林的接班人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要让苏联的普通公民，或者政府的基层官员能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产生影响。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无法阻止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马林科夫想增加集体农庄的拨款以推动苏联的农业生产，他还赞同增加轻工业的投资。赫鲁晓夫想在苏联开荒，以结束几十年以来苏联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决心推动苏美的和平共处：他们担心冷战将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贝利亚希望同南斯拉夫建立友好关系，他也想废除俄罗斯在苏联境内的特权，并减少对各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的限制。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认为，公众的生活不应该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充满暴力和专断。他们主张释放劳动营里的政治犯封锁官方媒体，避免宣传老一套的做法。如果苏联改变了斯大林的政策，那么就没必要把斯大林当神一样去崇拜了。
苏共主席团非常谨慎地处理斯大林的物质遗产。1924年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成了列宁著作的管理者，他决定应该出版列宁的哪些著作，哪些不应该出版。他自己出版了《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参考列宁的著作，从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求合法性。斯大林的接班人都熟悉这些。1953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委员会授权，他们将《斯大林文集》没收，并匿名送给了各公共图书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只留了几百本书。斯大林的许多信件和电报都被烧掉了，他的大部分文章和著作的草稿也不见了。“斯大林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完整。
斯大林孔策沃别墅的桌子上还有秘密。在一个抽屉的报纸下面夹着三页纸。其中一份是铁托写的：
斯大林：
不要派人来杀我了。我们已经抓了500个人了，有些人带着炸弹，有些人拿着枪……如果你还是派人来杀我，那我也派个人去莫斯科，我肯定不会送第二个。
这是铁托写给斯大林的。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说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留着这个纸条的原因。他还保留着布哈林写给他的最后信件：“柯巴，为什么你一定要我死呢？”难道斯大林每次重读这封信时很兴奋？（据说他一直对布哈林有看法。）第三份是列宁1922年3月5日写的一封信，内容是要斯大林为自己的粗鲁言行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这是他收到的列宁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容很伤自尊。如果不是他心里放不下这几件事情，他是不会保留这些信件的。
苏共领导人把这三封信当成机密。但斯大林死后他们改变了苏联的公共话语，《真理报》赞扬斯大林的内容少了。一些发表的文章开始批评“个人崇拜”。虽然这些文章大篇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话，但并不是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历史上最冠冕堂皇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新政策时，由于贝利亚搜集到了斯大林与警察部门谈话的录音，所以贝利亚重新担任内务部部长。录音显示，斯大林打算将恐怖进行到底。贝利亚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读读录音记录。 改革者面临一种困境：如果他们宣布放弃斯大林的遗产，那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他们不马上实施改革，社会的不满会积聚，他们也会有麻烦。还有更大的困难。有些人崇拜斯大林，但也有几百万人痛恨斯大林的镇压。斯大林死后还阴魂不散。改革者必须意志坚定，措施得力。慌乱必定会扰乱整个苏联的秩序。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在不特意批评斯大林的条件下实施改革。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只是提到晚年斯大林的反复无常。贝利亚因捏造英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的罪名而被逮捕，贝利亚被逮捕后，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7月召开了会议。实际上领导层担心贝利亚会掌握最高领导权，也担心他会实施看起来相当激进的改革。他们认为，应该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和权力滥用负责的是贝利亚，而不是斯大林，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了。
斯大林的家庭也遭受了重大的变故。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很快就改了自己的姓。学生时代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字叫斯维特兰娜?斯大琳娜（Svetlana Stalina），斯大林死后，她自己改名叫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由于已经向她父亲的继任者低头，所以她最终幸免于难。瓦西里?斯大林并未做相应的改变，经常沉湎酒色，臭名远扬。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他父亲死后，他被调查，并因爱胡闹和滥用公共资金而被捕。他的特权年月结束了。
贝利亚倒台后，苏共掌控了内务部。对于各民族有文化自觉权的限制仍然比较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继续推动改革，也都在为掌握最高权力而斗争。集体农庄的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了。为提高粮食产量，哈萨克斯坦的荒地得到了开发。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也有所松动，朝鲜战争也结束了。由于要明确支持苏共主席团的每一项活动，所以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发言管理就不那么严格了。虽说苏联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总体上说，恐怖气氛淡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贝利亚过去一直担心他激进的改革思想和他个人的鲁莽。马林科夫缺乏自信，赫鲁晓夫因镇压贝利亚而名声大振，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成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一个委员会开始调查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数据。赫鲁晓夫虽然在寻找对马林科夫不利的材料，但这尚需时日。苏共主席团的几位成员反对实施进一步的改革。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接班，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斯大林的问题。有人说破坏苏联秩序是危险的，他反驳说：“如果我们不在中央全会上说真话，我们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不得不说出真话。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发表演讲，而是在接受人民的调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怪人，他整死了几千人，在政治领导和具体政策上破坏了列宁主义的传统。指控书并没有全面综合地评价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集中在从1934年基诺夫遇害以来斯大林的活动上。他并不直接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建立起来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他也没提及斯大林在内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实施的恐怖。为了赢得当时党政官员的支持，他必须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你们这些人的前任都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受害者。
整个会场都没人提反对意见。赫鲁晓夫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于他国内的竞争对手来说，很难指责他领导权的合法性，除非这个人想回到斯大林的大恐怖年代。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正是斯大林在东欧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政权。通过指责斯大林，赫鲁晓夫重新确立了一条沿着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线前进的道路。这在东欧国家行不通，因为这些国家是斯大林帮助他们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东欧来说就是一颗政治炸弹。波兰发生了有组织的罢工抗议活动。1956年10月，匈牙利也发生了动乱。
1957年6月，反对改革的人开始发起攻击，他们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第一书记职务。但苏共中央委员会支持他，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后，他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老布尔什维克朵拉?拉祖继娜（Dora Lazurkina）走上讲台发言。由于她自己忍受了多年的压制，她说列宁托梦给她说红场的陵墓里只能有他一个。全场掌声雷动。一个寂静的夜晚，这件事情开始实施，经过防腐液处理的斯大林的尸体被抬出了陵墓，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底下。在他的墓地上只有一根柱子和一座半身像。历史学家开始查找斯大林与列宁经常争吵、举止粗鲁的材料。斯大林格勒重新命名为伏尔加格勒。对列宁的崇拜，也在不断提升着对赫鲁晓夫的崇拜。1959年出版了新的党史教程。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党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被开除党职。只有一小撮在国外的共产党员对此持有异议。他们当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生活上对斯大林不满，但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决裂。这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裂痕，最后中苏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苏共政治局（主席团重新变成了政治局）推翻了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实施的诸多政策，政治局也掩盖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这是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修正，不是要回到真正的斯大林主义。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从没考虑过实施恐怖统治或个人专制。“稳定干部”成了一句口号。但实际上苏共政治局在1969年斯大林生日这一天打算重新评估斯大林的遗产。《真理报》的社论准备了一份赞美词，只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干预才没能公开发表。（但这也迟了，蒙古共产党已经印发出去了，因为乌兰巴托的时区要早一些。）
但重评斯大林的动机还在。1984年7月，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前，政治局考虑过这个问题。年长的政治局成员对斯大林还是有感情的，对赫鲁晓夫很不满：
尤斯蒂诺夫（Ustinov）：在评价赫鲁晓夫行为的问题上，我想谈谈我的观点。他带给我们太多的伤害。想想他对我们的历史，对斯大林都做了些什么。
葛罗米柯（Gromyko）：他击垮了苏联在世界其他国家眼里的良好形象。
吉洪诺夫（Tikhonov）：那赫鲁晓夫为我们的经济做了什么呢？我自己不得不在一个全国经济地区委员会那里工作！
戈尔巴乔夫：他对我们党所做的就是把党分成了工业党和农业党！
尤斯蒂诺夫：我们一直反对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如你们所回忆的，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局的多数成员都反对过赫鲁晓夫。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四周年时，我就提出要讨论一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把伏尔加格勒重新改为斯大林格勒吗？数百万人将会接受改名的。
斯大林死时，尤斯蒂诺夫是国防部长，葛罗米柯一直是驻联合国大使，吉洪诺夫是冶金部长。
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想法不了了之，因为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他在政治局不再提这件事了。很快斯大林又成为批判的对象。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原则下，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许多材料被揭发出来了。斯大林建立的行政命令制备受指责。电影、小说、诗歌以及历史著作都在指责斯大林。戈尔巴乔夫通过知识分子的著书立说让公众明白，全面评估斯大林的遗产对苏联社会的新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过程有点失控，因为有些批评斯大林的人认为列宁对权力滥用也负有责任。他们将行政命令制的起源追溯到苏联成立的时候。但在公开讨论中，也有人赞扬斯大林，有人还是肯定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以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做出的贡献。
但事情还没结束。戈尔巴乔夫指责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还在批判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既批判斯大林，也批判列宁。批判一直持续到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祖父曾做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厨师。普京总统不想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权力滥用的故事，相反他希望能够宣扬那些年代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普京不赞同诋毁历史，他象征性地恢复了苏联的国歌，当然是换了歌词了。他经常提及他在克格勃（KGB）工作的经历，克格勃的前身就是斯大林时期的安全保卫部门。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显然不是普京的目的，他是要说明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是一脉相承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第一次不再成为批判的对象。普京认为斯大林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是非功过让学者们去评说就可以了。这对于长眠于地下的斯大林来说是一种侮辱。只要他死后还被人们批判，他在莫斯科的政治中就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普京上台后，斯大林成了被官方忽视的人物。
但社会没有忘记他。尽管人们揭露他的独裁，但还是怀念斯大林和他统治的那个时代。2000年的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当被问及20世纪哪个时期最让他们难忘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30%的人认为是赫鲁晓夫时期，28%的人认为是革命时期，18%的人认为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而有26%的人认为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一数字不算是最低的。不赞成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人则高达48%，但事实上，有1/4的人并不反对斯大林的统治，这令那些主张变革社会观念的人很失望。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有美好的回忆。每到斯大林逝世纪念日时，有的家庭会为“美国医生”薛尼-斯托克司的健康庆贺。他们想起了1953年3月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得了要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事实上确实有两位医生，薛尼和斯托克司，但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爱尔兰人。）实际上，成百万的苏联公民经常会想起那些毁誉参半的政治家。
在国外，斯大林名声扫地是很正常的。1989年东欧剧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在西方，大多数共产党早已抛弃了斯大林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欧洲共产主义”一直在批评列宁和斯大林。西方的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也瓦解了，没有人再有兴趣去探讨斯大林的统治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还在大力赞扬斯大林，那就是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格鲁吉亚1992年新年赢得了独立。格鲁吉亚人总是忘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的祖先受到的伤害。斯大林被他们看成是有着世界影响力的格鲁吉亚人，他驯服了俄罗斯人，而且在国家建设上给俄罗斯人提供了经验，他有这么大的功绩，人们不该指责他。在哥里，他的雕像和他儿时居住过的房子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且被顶礼膜拜。他的那些亲戚，特别是那些孙子辈的人，都不怎么了解他，但都很崇拜他。格鲁吉亚的老共产党员也赞扬他的功绩。
俄罗斯当局可能认为，老一代人去世后，对斯大林的崇拜会大大减少。但大众认为，这取决于俄罗斯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似乎还很遥远。俄罗斯人的工资依然很低，阴谋夺取国有资产的少数人，也就是人们所称的“新俄罗斯人”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莫斯科繁荣了，但大多数城市，所有的农村仍然破败不堪。社会中有1/3左右的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以下。政治和经济精英缺乏推动社会迅速转型的有效办法，而极右翼和极左翼都认为，实际上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日里诺夫斯基（Vadimier Zhirinovski）的自由民主党和久加诺夫（Gennadi Zyuganov）领导下的俄罗斯共产党都谈到了斯大林给俄国带来的荣耀。他们都反驳说，要不是斯大林，苏联不可能有击败希特勒德国所需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但两个党在总统和杜马选举中都没能赢得多数。虽然有人在怀念斯大林，但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讨厌回到那种暴力政治中去。但在俄国社会物质真正繁荣前，那些极左或极右的政治家所提出的斯大林的模式还不可能消失。
斯大林在俄国还在不断引发争论。斯大林给他的接班人留下了一个稳固的统治体系。从个人角度来说，斯大林还是忠于列宁的，他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列宁主义的治理模式。十月革命后数月内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模式仍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他的意识形态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集权、恐怖和警察干预的司法有了基础并在不断得到加强，克里姆林宫完全掌握着经济和社会动员。内战以来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经济控制大大强化了。苏共了解过去，熟悉现状，对未来把握十足。历史似乎在沿着列宁和斯大林设定的道路上前行。
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延续了苏联早期历史的发展，这是苏联历史的基本特征——有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探讨人道的理想主义者——列宁同斯大林之间有何差别，他们不只关注历史的记载。斯大林在积极地学习列宁。但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点。斯大林从列宁那里挑选了对自己有用的政策，他的有些政策与列宁所支持的政策截然不同。有一份带有警告性语言的便笺能够说明这一点。列宁虽然有一些基本的假定没有发生变化，但他并未预见他未来的政策。列宁甚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中也不可能主张使用暴力。这并不是说列宁对农民、教士、耐普曼和民族主义者一直会很耐心：他也有心理波动的时候，但他一直在约束自我，而斯大林则不同。列宁不会过分整党内的异己分子。由于列宁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他也没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清除出去。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说简直极度过分，列宁如果活着的话，他绝对不会鼓励，也不会同意斯大林这样做的。
但斯大林和列宁都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都受他们所创建的政权本身的制约，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斯大林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源于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不赞同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化以及文化、宗教和社会宽容。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中建立了一党专政、一种意识形态，这大大缩小了他们执行政策的选择余地。如果没有集权，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也会解体。如果有了言论自由，或者有了私人企业，那苏联会受到对手的猛烈攻击；如果不建立工业和军事强国，苏联也会被西方吞噬掉。可以用来应对这些困难的制度发展空间并不大。领导人主导下的国家计划将是指导性原则。要下级服从上级，采取行政监督和惩罚都是必要的，也会不可避免地实施动员，道德教育，以及清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
斯大林也不是一个人在采取这样的行动。在纠正新经济政策时，他就在苏共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中赢得了广泛支持。20世纪20年代后期党内部分成员、政治警察、军队及共青团都赞同实行国家控制。但这一套目标并不等于是计划。斯大林没有宏大的计划，他的支持者也没有。但斯大林认为，他们和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他不只是关注他的时代，他还在紧跟时代的步伐。斯大林不只是一个官僚，他是一个有雄心、有思想的人。他通常的想法由他落实成为各项政策，这些政策要符合不受制约和专制的倾向。
随着权力的扩大，斯大林已不再需要自己原来那些亲密战友的支持。如果他的老战友惹怒了他，他随时都会撤他们的职。他在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时也越来越冷静，“大清洗”就是他发动并监督实施的，同纳粹德国签订协议的决定也是他做出的。斯大林的决策也主导着苏联的战争机器。“二战”结束后，苏联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都是他选择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得到巩固的苏联政权的建设都是斯大林以列宁的设计为基础而最终完成的。斯大林也需要约束自己。他也不得不在共产主义秩序的框架内行动。他反对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出现保护伞。他明白，他不能完全信任从基层送上来的材料。他批评工人和农民没良心。他对苏联政府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影响力不足很不满。但斯大林还得依靠他可以依赖的人力资源和制度基础去行事。“大清洗”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专制统治，但也让他明白实行个人绝对控制的危险。虽然他的方法仍然是富有攻击性的、充满暴力的、无情的，但他的目标在1938年后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功地建立了一支既服从他又害怕他的组织队伍。他也想方设法将几百万个年轻男女提拔到各种岗位上，他们支持斯大林，当然斯大林也给了他们权力和舒适的生活。进一步讲，斯大林统治的这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里面受到了政府宣传的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可能有一少部分人很崇拜他。不管怎样，许多批评他的人还是尊重他的福利政策和爱国主义：斯大林确实做了许多很奇怪的事情，大众对他的态度也并不都是批判的。
如何看待斯大林在俄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呢？没有斯大林和他的统治，苏联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斯大林修正了列宁主义，和列宁一样，斯大林的实践和态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的实际中。这整个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然后到斯大林——都是在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吸收理论精华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无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干预。共产主义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追求全面的现代化目标，像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斯大林声称，苏联共产党对现代性的表述远远超出了其他人。他认为自己的成绩很突出：城市化，强大的军事力量，教育的发展以及为苏联带来的荣耀。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可以说有着骄人的成绩。苏联成了激进政治运动的典范，对共产主义国家是如此，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二战”前，自由民主党政府未能有效地抵御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建立的政府看来是可行的选择（至少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是这样的）。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他也不可能延续苏联的这种繁荣。
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很难说得清。许多人发现他确实完成了他所宣称的许多目标，而他的有些做法就不敢苟同了。战争的胜利，进一步使斯大林成了爱国主义的化身，他领导着苏联走向世界大国，领导着苏联走向光辉的未来。正是因为他的专制统治，无数人在生活中才不得不接受这种政治结构和官方的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人恨他，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仇恨也没消除。但在苏联人民中，支持斯大林的大有人在。
不管怎样，斯大林的计划体制是在缺乏广泛社会认同的条件下强制实行的结果。“大清洗”令几代人受尽磨难。大多数人忽视了官方的政策，而集中探讨政治庇护主义、地方主义、欺骗、政策执行不到位等的具体体现。正如斯大林自己所承认的，他的权力受到了诸多限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的统治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斯大林把下面的讨论看成是对和谐统一的威胁，他抓人、杀人都是为了保证绝对控制。可能的和公开的敌人都被他消灭了。结果是一连串的谋杀，留下的是恐惧、不信任和明哲保身。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导致政治体制僵化，而斯大林的工业和文化变革也走入了死胡同。在他的统治下，苏联政府的思想和行动模式最终会阻碍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的、开放式的发展。他在延续并巩固苏联模式，这令苏联在竞争中缺乏活力。
苏联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但这不是说中央实现了绝对控制。其实苏联的中央集权并不牢固。在具体的政治领域，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那他在其他领域的控制就越不牢靠。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特别有秩序和特别无秩序的结合体。只要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建立军事和重工业强国，那他的支持者，甚至他的敌人就越难以摸清事实真相。斯大林只是对他所建立的体制存在的问题认识严重不足。
斯大林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知道如何取悦不同的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他将苏联急行军式地拖进了军事和工业大国的行列。他有阴谋家的谋略，也有官僚所具备的手腕。但矛盾的是，他的阴谋诡计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苏联的宣传机器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么批评者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的行动往往出自对权力的追求和信念。他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的文学修养和编辑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心理特点有许多争论。他的政策中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要素，他对个人、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他是一个偏执狂。但大多数时候，他并不对接近他的人发狂。他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实践经验和制度使他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自由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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